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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年代的成长记忆

2010-09-01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陈建新 我有话说

1969年春天,我进入宜昌市第一中学。当时不举行中考,也不是根据家庭住址择校,而是按所读小学校将毕业生全部录取入中学。但能够成为一中的学生,大家非常自豪,因为在当地,一中的学生一直有“贤人”之称。

当时一中校园里几乎全是平房,只是在东北角有一幢三层楼的青砖灰瓦建筑,被称作“理化楼”,远

远地可以看到楼房的窗子里有一些化学器皿和物理实验的“摆”、力矩测试仪等。这对于刚从小学进入中学的少年来说,充满了神秘。

那是一个盛行“读书无用论”的年代,但一中的校园里仍感受到浓浓的书卷气息。小树林里常常能看到亭亭玉立的读书女孩,传出琅琅书声。那些或是穿着中式唐装、或是西式卷脚长裤,架着深度近视眼镜,夹着讲义在校园匆匆走过的老师令人肃然起敬。尽管正常的教学秩序已经打乱,老师们还是通过不同的途径、以不同的方式教我们读书学习。

我是班上的语文课代表,正狂热地做着“文学梦”,多次被作为小教师推上语文课讲台。为了满足成长时期对知识的饥渴,我们疯狂地热衷于各种手抄本,《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普希金诗选》等被我们整本抄下来。语文老师宋文榜引导我们背诵一些经典名篇,李白的“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文天祥的“正气歌”,当时都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宋老师还针对我们都学毛泽东的狂草书法,要我们写字一定要从楷书练起,打好基础,这在当时简直是大逆不道!从此我知道了柳公权和颜真卿。

教数学的王永熙、王文兰、裘应敏老师,是三位女性。据说三位的丈夫都因为历史问题被关在监狱中,但她们是全市赫赫有名的数学教师,分别被称为“代数大王”、“几何大王”和“三角大王”。王永熙是我的班主任,她见我不好好学数学,心急如焚,多次苦口婆心劝导。一次我的数学作业完成得很认真,得了满分,她不仅认真批改,还用红笔写了很长一段文字,肯定我的进步,最后重笔写下“建新,三思!!!”,至今令我非常感动!她的话激励我从此用心学习数学。

还有外语老师刘自铮、刘惠蘅,数学老师路治国,政治老师黄建群,语文老师黎昌经,当时“靠边站”(没有恢复工作)的老校长赵步云、闻达、童沐天等都是我们心目中的偶像。

那个年代,我们更多的时间是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和社会实践。

初中二年级时,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前期工程葛洲坝工程将要动工,为了支援工程建设,市革委会动员全市人民一个月内抢修一条十几公里长的公路,全市的中学都停课参加劳动。我们几乎每天凌晨四、五点钟起床,晚上七、八点钟返回,披星戴月,徒步十几公里,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尽管累得腰酸背痛,大家精神抖擞,来回的路上整齐地唱着毛主席语录歌,充满了青春的激情和干劲。

那个年代的一中人,最值得骄傲的是学校有一支名气很大的文艺宣传队,全凭学生和少数教师的力量,演出了全场的革命样板戏京剧《红灯记》和芭蕾舞剧《白毛女》。当时不仅在校内演出,还走进工厂、农村、军营和工地,参加全省文艺汇演,在全国都小有名气。尤为值得称羡的是,从毕业到现在,当年的宣传队员坚持每年与指导老师聚会,还将已近耄耋之年的老师们邀请到全国各地旅游观光,情深谊长,真是不易!

这些活动虽然占用了我们的读书学习时间,但也丰富了我们的阅历。这种特殊年代的特殊经历、特殊的教育方式,铸就了一代人特殊的成长年轮。

清明假期,重回母校,母校正紧锣密鼓地筹备2010年10月3日的百年校庆,优美的江南园林式校园让我感到陌生。我怀念母校的小树林,虽然那是一片尚未成材的杂树林,那里蕴藏着我们青葱岁月的记忆,那是成长中的莘莘学子的象征,它代表着希望、未来和蓬勃生机!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曾任中共华南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主要学术成果有《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当代中国重大科技成就鸟瞰与探微》、《中美创新机制比较研究》等。宜昌市第一中学1971届毕业生。

宜昌第一中学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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