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军队多次寻衅入侵的历史事件都称为事变，如“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等。尽管这些称呼已过了六七十年且已习以为常，然而，对于“事变”之称，本人以为极为不妥。
“事变”之称源自日本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侵
但是，第五天（9月23日）东京电文中，在日本企图以“外交保障占领”的报道谓：“若木规首相昨晚邀南（次郎）陆相到官邸，关于满洲事变善后处置征询陆相之意见，……”（见1931年9月24日《申报》）这是事发后首次从报端见到“满洲事变”之称，然而这却是来自日本最高领导层。从此，凡来自东京的电文均称“满洲事变”。随后，日本对中国的每次侵略都称“事变”。
当时，愤怒的中国人民万万没料到，日本侵略者将赤裸裸的入侵称为“事变”，隐藏着别有用心的阴谋！
“事变”的词义辨析
昭和十一年（1936年）的《广辞林》谓：ジヘん（即じへん）［事变］（一）不测的非常的变故、事件。（二）不得不出动警察进行镇压的意外骚动和暴乱。以辞见意，侵略者竟然将自己的侵略行为说成是镇压暴乱，把中国视作置于他们统辖范围之内。显然，“事变”一词反映不出中国被侵略的客观事实。
“事变”：日本战犯狡赖罪责的借口
1946年，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日本甲级战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受到了审判。在铁证如山的侵略暴行面前，他们仍然诡辩狡赖，竟称：对我国的侵略是“事变”，“战争法规不适用这一敌对行为”。尤其，中日双方都称此为“事变”，似乎捞到了救命稻草。只需读一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的如下内容，即一目了然。
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到战争结束为止，日本历代内阁都不承认在中国的敌对行为是战争。他们坚持地称它为“事变”。以此为借口，日军当局主张战争法规不能适用于这一敌对行为的实行。
日军的首脑者认为这个战争是“膺惩战”，因为中国人民不承认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和领导地位，拒绝与日本合作，所以为惩罚中国人民而作战。
因为日本政府把中日战争正式称为“事变”，把在满洲的中国军队看作“土匪”，所以陆军拒绝给战斗中被俘虏的人以俘虏的资格和待遇。据武藤说：在一九三八年已正式决定，依旧称中日战争为“事变”，并以此为理由，依旧拒绝将战争法规适用于这次的纷争。而东条也对我们作了同样的供述。
综上所述，“事变”一词已经超越了其语词本身的范畴，成了当年日本对华的基本国策之关键词。其中，隐讳着二层祸心，其一，将日本的侵略战争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含糊地称为“纷争”、“事变”，以“不适用战争法规”为由，抵赖侵略罪名，妄图逃避国际战争法的制裁；其二，将日本发起对我国的侵略的原因，归罪于中国人民不承认日本的“领导地位”，“拒绝与日本合作”。
显而易见，“事变”一词高度概括了日本侵略者的强盗逻辑。鉴此，我们再也不能以讹传讹。（《文汇报》2004.1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