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美国中央情报局曾进行过十分详细的调查与评估，相关报告于近期解密。
人民公社
为了实施于1958年制定的新的“大跃进”计划，这个国家探索到一种组织和控制形式。从1956年开始，中国通过将合作社聚合成一个更大的单位而进行了零星的试验。这种尝试显然
当这些公社成立4个月时，他们的倡导者已经面临一些棘手问题了。一开始，新的形式尚未完善，旧的制度已经被抛弃了。结果是在管理、账目、税收、地区商业等等方面出现了混乱。对农民管理的加强和对其时间的额外征用造成了辅助性粮食作物的急剧减少，如织布、工具制造等传统家庭副业也遭到相应损失。
即使那些身体健康的人也很难完成艰苦的长时间的劳作。尽管现在公社最长的工作时间是12小时，允许有8个小时的睡眠，但是有证据证明，在某些情况下仍会要求一日18小时的工作量。
公社计划中一个明显的失败可能是“免费供给”制度。在这种按需分配的体制下，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农民在总体上比以前吃得好得多的情况。但是粮食消费的略微增加就超过了粮食产量的夸张的统计数据。公社社员一开始是抱怨饭菜冷而无味，而现在开始抱怨吃不饱。1959年初很多公社关闭了食堂，“允许”农民在自己家吃饭。过去几个月里共产党政权已经不得不提醒公社领导不要以免费供给的方式来供应公社成员，并且近来食堂饭票的发行量已经与完成工作的类型和数量相挂钩。
党的问题
党的领导阶层和团结。虽然我们认为中共领导阶层之间基本上仍是团结的，但是有迹象表明，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之间25年来的紧密团结关系已经受到了影响。毛泽东的个性在很多计划中有体现，这在党内引起了争论。至少，一些党员认为他对政策的引导是错误的、不明智的。然而，没有证据表明他是被迫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我们认为，极有可能是毛泽东本人主动放弃了次要的职务，目的是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的党主席的职务上，投入到基本政策和意识形态的问题上。而且，毛泽东可能在考虑建立一个明确的最高领导人继承次序。很明显，他至高的地位没有遇到挑战。现在，他比作为国家主席接班人的刘少奇还要更加引人注意，得到了更多的好评。他还是党的首脑，我们认为他会继续在中共内保持其主导地位。
政党和知识分子。为了达到其雄伟的目标，中国必须全力使用知识分子和经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尽管当局自己也承认，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非马列主义者。这些人被任用但是并不被信任，这和当局多方努力要求他们全力支持的做法是明显矛盾的。
这种需要是毛泽东1956 1957年发动“百花齐放”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此时他已明显地确信，共产党体制在中国已经赢得了普遍的认可，并认为更为自由的氛围将促成知识分子为这个政权提供更加热心的支持。当知识分子接受了共产党的邀请提出批评（1957年5月）并开始攻击政权本身的基础时，这样的怀疑被证明是正确的。结果这些人被打成“右派”，被送到农村改造或以其他的方式被镇压。尽管共产党还继续采用“百家争鸣”的口号和名义上恢复了一些被指控为“右派”的人的地位，但是还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当时的政策似乎只是容忍知识分子和利用他们的技能。与此同时，他们尽一切努力去培养“又红又专”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国际冷战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