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从事写作的60余年中，我的思想有过三次较大的变化。这三次思想变化都来自我的反思。
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1940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举例来说，1939年我写的《鲁迅与尼采》一文，发表后有较大影响。但我坦率地说，那时我并没读过多少尼采著作，我的许
我的第二次反思发生在1955年我因受到胡风案牵连被隔离审查时期。这场政治风暴使我感到了大震荡。后来我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这是一场灵魂的拷问。过去长期被我信奉为美好的神圣的东西，转瞬之间轰毁，变得空荡荡了。我感到恐惧，整个心灵为之震颤不已。我好像被抛弃在茫茫的荒野，惶惶无主。”这是我一生所感到的最可怕的时候。多年以后，我用精神危机来概括这场经历。在这场危机中，已形成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都需要重新去再认识、再估价。这就是我在隔离审查时期发生反思的由来。
经过一年来的审讯和内查外调，问题清楚了，我没有什么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但由于我不承认胡风是反革命，组织上说我对抗审查，所以不放我出去，继续关在隔离室内，要我转变立场，端正态度。幸而我一再提出的读书要求，终于被批准了。
我开头读的是《毛选》，读完我更进一步去探索马恩哲学的思想世界，几乎把马恩的哲学著作读遍了。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
这次读书的重点主要在哲学方面。哲学对我1956年的反思是有重大意义的。那时反思的重要成果可归纳如下：认识到“抓要害”（是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衍化出来的）是一种片面的知性分析方法；认识到断言只有阶级的人性而没有一般人性的存在，是违反马克思论人性观点的。马克思认为人身上存在着“不同历史时期变化了的人性”，也同时存在着“人的一般本性”；认识到凡人的思想莫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一命题，正如否定一般人性存在的观点一样；认识到我们跟随苏联的理论界批判德波林的差异说，断言差异就是矛盾，这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不承认非矛盾性的差异存在，抹煞了多样性的统一，必将导致斗争性的绝对化；认识到在反胡风斗争中对“人格力量”、“人的尊严”、“艺术良心”等等进行批判是一种极左思潮，与马恩的观点并不相侔。
我万万没有想到在我丧失身体自由的环境中，却享受到了思想自由的大欢乐。
第三次反思也是发生在一次大的政治风波以后，这次反思时间比较长，跨越了整个90年代。这一次促使我反思的原因，是我在痛定思痛之后要探寻为什么“左”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这样源远流长，在许多人头脑中这样根深蒂固？我发现，这种极左思潮体现在20世纪初从西方所传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中。这是一种激进主义。激进主义当时在中国盛行，有其政治原因。中国社会环境太黑暗，改革运动一次又一次失败，使人们容易产生一种急躁的情绪。在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往往出现了一些趋向极端的偏颇看法。我的反思由激进主义而进入到对“五四”的思考。我一直认为“五四”的反传统和倡导西化是天经地义的。在“五四”的问题上，仍像今天许多人一样，认为这是一条必须坚守的底线：“五四”思想必须全盘继承。
上述看法的改变是由我被朋友嘱托写一篇《杜亚泉文集序》所引起的。这时我发现，过去我对“五四”的认识是基于长期所吸取的大量既定观念。我以前所看到的资料只限于被既定观念所认定是改革、进步、革命的一方，而被判定为落后、保守、反动的一方则多被刊落，所以不能使人看到历史事实的全貌和真相。当我着手要写有关杜亚泉的文章时，我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去阅读过去资料汇编等所没有收录的第一手资料。经过阅读和思考，我认为“五四”精神当然要继承，但“五四”的一些缺陷（如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观点等）是不应该继承的。
（《清园近作集》文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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