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全集，不仅是一种文化资格，也曾是一种政治规格。到如今，出全集的政治规格早已不复存在，满街尽是全集了。但最大的问题是，全集不全，而因由各异：
一、搜集不全，最为常见。以《章士钊全集》（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为例：1944年章氏与潘伯鹰合刊《游沪草》一册，《全集》即未收录。
二、不注意著作前后版本之异。《阿英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所收《小说闲谈》，是据五十年代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新版，殊不知此版较之良友出版公司民国二十五年初版删改极多，像《小说零话》篇中本有专门谈“淫书”一节，新版就因不合时宜而删去。比勘不同版本差别，将这类内容尽量补足，不正是编辑《全集》分内的工作吗？
三、为尊者讳，有意不收。如《三松堂全集》第一版，未收入冯友兰趋时媚俗之作《四十年的回顾》（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论孔丘》（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以后《全集》第二版（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以“全集闰编”形式收入《四十年的回顾》，但仍不收《论孔丘》。
须知出全集，不仅是让晚辈了解作者本人的成就，更在于使后世认识作者所处的时代。因此，在编辑整理上应忠实于历史本真；那些过于政治化的过时作品，不妨以附录的形式立此存照。
四、因避时忌而不敢收录。如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四卷《时评政论》部分注明是“1932―1950年”，但实际刊布出来的内容仅至1947年止，因为此后多系反苏反共之作。这类文章约有《论美苏对峙之基本性》、《自由与平等》、《我们为什么要抗俄反共》等。
五、作者健在，抢先推出。多年以前，张岱年先生在老而弥健地撰写新作的时候，《张岱年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就已出版了。生命未息，写作未止，何以就超前僭称全集呢？
就当前学术界的实际需求而言，最迫切的绝不是锦上添花，为热门作者出全集，而是雪中送炭，为冷门作者出文集。像近年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贺昌群文集》（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其价值远在不少全集之上。（《随笔》200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