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城市人
今年年初，记者傅剑锋曾到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采访过打工青年阿新。这个村的部分外出打工者，加入了一个专事抢劫的团伙――“上映帮”。因为他们抢劫时，经常将被抢者的手砍掉在地，所以深圳一带的市民私下叫他们“砍手党”。已经被广东警方抓获或击毙的几十个“
抢劫者为什么非要砍断人家的手呢？通过大量采访后记者发现，这些曾在城里打工多年的犯罪者，潜意识里有着对城里人的某种仇恨。
7月4日，阿新给傅剑锋打电话说：如果两三天后再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他只有加入“上映帮”了。7月9日下午，傅剑峰突然接到了阿新电话。“我出事了！我想去自首。”7月10日凌晨，在《南方都市报》陈文定等记者的陪同下，阿新到深圳圆岭派出所投案。据陈介绍，7月8日，阿新所在汕头市峡山镇南里村的制带厂的主管说要辞退他，并说了些让他感觉羞辱的话，正在宿舍里的阿新顺手操起刀子，将这位主管刺死。
不再回农村
年仅20岁的阿新说，除了傅记者外，他没有城里人朋友。5年的打工经历告诉他，没有哪个城里人愿意帮助他。要么没日没夜地挣那点儿血汗钱，要么就是像“上映帮”老乡那样，从城里人的口袋里抢。
事实上，在整个珠三角，外来务工人员的确如阿新所说分成了这两类。一类人靠苦力吃饭，一类人靠暴力吃饭。不过，据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纪韶教授所知，还有一部分打工者是“傍老族”。他们往往和父母一同出来打工，但自己不能接受太苦太累的工作，就变成了游荡在城市边缘的闲人，由在工厂做工的父母养着。
“三高一低”新特点
这些外出务工青年，是现今农民工群体的主流，被称为“新生代民工”。专家把他们的特征归纳为“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他们对工作所要求的，已不仅是增加几十元工资或者减少几小时加班这么简单。与父辈不同，他们不再老老实实地待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更不会等挣够了钱就回家盖房子娶媳妇。他们想的到底是什么呢？
每次到广东出差，当地的朋友都会叮嘱记者，这里的治安很差，出门的时候少带点现金，晚上最好别一个人出去。一个多月前，记者在深圳街头随意采访了5名女性，其中3人有过被抢包的经历。
去年在东莞，记者从当地劳动部门的官员那里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天晚上，当地某镇的镇长看到自家阳台上有人影晃动，出去一看，一个民工模样的年轻人刚刚爬上他家的阳台。“你干什么？”“你家阳台上的花很好看，我爬上来看看。”面对镇长的质问，对方不紧不慢。“看看花还犯罪？”镇长报警后，对方干脆坐在阳台上不走了。第二天，被警方带走的那人又来爬镇长家的阳台。这回，早有准备的镇长拿着开水瓶往下浇。结果，第三天，这人又来爬了，而且边爬边说：“你用开水烫伤了我，要是不赔钱，我天天来爬。”无奈，镇长只好掏出500元钱才送走“瘟神”。
新问题不容忽视
这位劳动部门的官员告诉记者这件事，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当这个社会遗忘了农村的时候，农民就只有进城；当城里人不能合理接纳、安置他们的时候，他们中就会有人爬进你的家。“不只是这些问题（指中国城市治安问题），我们担心的是（农村）集体情绪的仇恨城市。”中国社科院教授刘建国在《2005年社会蓝皮书》发布时这样说。
不仅是城里人的安全问题，由于农民工的新特点而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已经让很多工厂的老板开始头疼了。广东省开平市侪达制衣厂的张毅生总经理说，去年以来广东出现的民工荒，并不是民工就真的少了。事实情况是，开出700元钱以下工资的厂子招不到人，而800元钱以上的厂子就会有好多人排队应聘。
如此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几天前，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洪远说，今年温总理给他们一个最重要的课题是：把农民工的问题彻底搞清楚。（《中国青年报》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