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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案再现北京“黑车”之患

2005-08-14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张涛之死

今年1月11日凌晨5点多,在京务工的张涛带着侄子小明乘坐K40次列车到达北京站,他们准备前往崇文门,在一群车里找到了一辆红色富康出租车。

上车后司机说,到崇文门不打表50元。张涛嫌贵。“从北京站到崇文门不到一公里,即使堵车也用不了10块钱,这是明显的宰

客。”双方发生了争执。

旁边一位外号叫“老牛”的边骂边冲向前,对准张涛左后脑勺的位置,打了一拳。见“老牛”动手了,忽然,五六个黑车司机围了过来,几分钟内,拳脚像暴风雨一样袭击了张涛,他瘫倒在地。

就这样,31岁的张涛被活活打死在北京火车站前。

北京站广场东侧的交通协管员告诉记者,张涛被打的地方不是正规的出租车停靠点,在这里,每天乱停车趴活的出租车可以排出200多米,而且司机私揽乘客,不打计价器的现象严重。“说白了,那儿是黑车趴活的地儿。”

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分局当天就将打人的黑车司机马永、陈可、杨城以及李大全等4人抓获。但首先动手的“老牛”依然在逃。

“老牛”开着辆灰色普桑轿车,其实也是黑车司机。“他在北京站混得不错,挺厉害的,跟老大似的,大家都管他叫‘牛哥’。”杨城回忆说,大家都听他的,和他关系近的,是想帮他忙;和他关系不太近的,也想帮他忙,这样好让“老牛”能念个好,将来不至于被欺负,以后就好混了。

“老牛”的真实姓名叫袁鸣。

“黑车”老大隐秘的利益链条

36岁的王新(化名)曾开过6年正规出租车,1993年他所在的公司被兼并,以前每月交管理费不到1000元,现在每月要交5000多元份儿钱。算下来一天干12个小时,一个月也难挣到2000元。他决定不干了。

后来听朋友老崔(化名)说,在北京站“老牛”那里开了一年多的黑车,每天干8个小时,一个月怎么着也有5000多元的进账。经老崔引荐,一个晚上,王新提着两条中华烟,几箱水果,来到了“老牛”位于光明桥的家。

“在北京站,牛哥的确是有面儿,你不服不行。”有一次,王新正在违章停车的地方等活,警察来了,扣下他的驾驶执照。“老牛”过来说,这是我的车,警察当场就放行了。

按照规矩,黑车司机们拉活挣的钱都要和“老牛”分成。

“老牛”自己的一辆黑车,好活肯定优先,每天至少拉500元,加上手下五六辆黑车每辆平均150元的分成,他一天就有1300至1400元的收入。

“‘老牛’的分成也不可能完全落自己兜里,他要和那些更牛的人之间合作。“上回,派出所的人要找辆桑塔纳2000汽车送个病人,‘老牛’就把我叫去了。”王新说。

王新透露,“老牛”的身家估计超过了200万元。

探寻“黑车”治理之道

因为“老牛”犯事,王新不得不韬光养晦,做起了小买卖。但数以7万辆计的黑车,仍然穿梭在京城的大街小巷。

黑车的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最重要的人,就是比“老牛”还牛的人。这些更牛的人,不光在“黑车大哥”铲事儿时提供帮助,还为组织化的黑车帮制造了准入门槛:某片儿形成组织以后,黑车帮就会排斥其他黑车进入,如果有不明白事儿的,不打招呼不交钱就拉活,他们就会通知附近的执法人员,让他们去扣车。

6月份,一位陈先生要到北京站行李房门口取行李,竟然找不到一辆出租车,而门口有许多没有出租标记的黑车。陈先生走了数十米,到北京站东街叫了一辆出租车,没想到那司机一听是到北京站取行李,就连连摆手。黑车司机笑道:“别找了,吓死他们也不敢过来!”

司机说的话让陈先生大吃一惊:“我们就是北京站的执法人员安排来的,门口这段属他们管,他们把出租车赶的远远的不让过来,这里的活自然就是我们的。当然我们也不是白干,我们每辆车一月要交给他们五百元,他们就作为小金库的钱发奖金了!这样我们也合算,因为是地下运营,不需要交任何税、费。”

也正是有了这些幕后牛人,黑车司机更是肆无忌惮。

学者郭玉闪认为,北京黑车的存在乃至黑车帮的出现,是北京出租车总量控制失效的证明。而某些政府执法人员不会把所有的黑车都打掉,因为这样做既费劲又断了自己的财路。 (《法制与新闻》200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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