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中午12时，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标志着抗日战争的结束――翻开今天的中学历史课本，上面都是这么写的。对于这个“定论”，云南昆明72岁的退休历史教师邱维骥提出质疑。这位在抗战时期度过童年的老人，二十多年来埋头研究抗战史。他认为宣布抗战胜利的是中美英苏四国政府，时间也比日本天皇广播停战
抗战胜利的那一天，邱维骥记忆犹新。“那是1945年8月15日一大早，当人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中美英苏四国宣布日本政府已正式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整个春城顿时万人空巷，人们涌到大街上欢呼雀跃。”这是昆明欢呼抗日胜利的第二次高潮。前一次是在8月10日，人们从广播中听到日本政府乞求投降的消息，奔走相告。但同时又听说日本乞降还附加着条件，遭到中美英苏的拒绝，战火并未停止，心中又沉甸甸的。
童年的记忆如刀刻一样深。“我记得我听说日本人投降是8月15日早上，太阳刚升起来，不是中午。国内至今流行的说法是：1945年8月15日中午12时，东京广播日本天皇裕仁的《投降诏书》录音，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是不准确的。”邱维骥说。
对抗战胜利何时由何国宣布这一应为国人永远铭记的历史事实，邱维骥认为，唯一准确的答案是：中美英苏四国政府磋商约定，于1945年8月15日早晨7时整 重庆时间 ，从四国的重庆、纽约、伦敦、莫斯科，用华语、英语、俄语，通过无线电广播，向战场敌我双方海陆空军队和世界各国播发内容一致的公告：日本政府已正式无条件投降。――这就是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四国公告”。
中美英苏“四国公告”具有最高的国际权威性，空前的庄严性，语言文字确切明白，时间准确无误，范围覆盖全世界，一经宣布，战火停歇，全球一片激情欢跃，普天同庆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的伟大胜利，充分显示了中美英苏在事件全局中的主宰地位。
邱维骥分析，历史书籍之所以记载有误，可能是因为在编写抗战历史时，大量参考了日本方面的资料，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而有一些日本历史著作刻意隐瞒历史真相，把停战归功于天皇的诏书，竭力宣扬天皇裕仁在终结战争时的作用，将他装扮成和平的缔造者。
在仔细研读了日本的诏书后，邱维骥认为，所谓由日本天皇裕仁于1945年8月15日中午，通过广播《诏书》录音，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说法，是不符合当年的历史进程实际的，日本政府向盟国表示投降的是正式的外交照会，即“四国公告”公布的日本《复文》，而并不是《诏书》。《诏书》录音的广播在时间上晚于“四国公告”5个小时，晚于日本政府投降《照会》13个小时，而且，《诏书》广播前是密件，它纯属日本的国内文书，并没有递交中美英苏。《诏书》全文并无“投降”之词。该《诏书》从国际法律和惯例上，都不具有对战争双方同时产生制约的效力，而完全是告知日本国民应如何应付已经向中美英苏发出无条件投降照会、并经四国宣布了的局势，其主题不在于宣布投降，而在于如何应付投降后的时局。
邱维骥进一步指出，如果以日皇8・15《诏书》来标志“宣布”，那么，就等于不承认四国公告“宣布”的有效性，就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刻比当天早上7时晚了5个小时，5个小时在大战中将意味着多少伤亡，这是不言而喻的。况且，按国际惯例，战败者可以乞降，而考核乞降的真伪，允准和正式宣布接受投降，则是战胜者的权利和荣誉。德国无条件投降就是由苏美英盟国正式宣布的，为什么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宣布权利竟要交给日本天皇呢？（《新民晚报》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