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回归内心的感觉
“典型的都市女郎”――在深圳一家报社工作的李湛如此评价自己。去年4月，这
和当代许多城市青年一样，李湛觉得自己的性格有两面性――既狂热地喜欢城市丰富的物质，同时也厌恶城市工作的紧张和生活的繁复，所以，经常去旅游以放松自己。云南是可以让她心灵得到宁静的地方，她先后去过几次。
2004年初，在天涯社区网“信天助学版”上，网友“信天谨游”发布的自己在云南修建学校的消息，使李湛看完后突然有种冲动：沉到生活底部，回到简单甚至是艰苦的环境里，安静地呆上一两年。
于是，她动了支教的念头，“我有一些积蓄，不至于一年会饿死，而且有先前的工作经验，将来回到城市也不发愁找工作。”
李湛身边有同样心境想去支教的朋友不少，但只有她付诸了行动。在许多朋友的印象里，云南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支教相当于旅游，所以他们经常问她“那里好不好玩”。
李湛所在的龙通小学离金沙江只有500米，属于干热河谷气候。5月的气温40多度，干燥少雨，学校一周内只有3天有水，日常用水都成问题，更别提洗澡了。当地人一天只吃两顿饭，李湛也入乡随俗，习惯了不吃午饭。
这里不通公路，要先步行到乡里，才能再乘车到县城，往返要8个小时。有时周末，李湛会出山，到丽江城买大包蔬菜食物背进山去。手机在山里没有信号，她还要定期下山给父母打电话报平安。电话中却从未提过自己助学的经历。
一张床，一张桌子，一盏灯，这是李湛的小屋里所有的摆设，但乡下的孩子个个都很灵秀，也很质朴，他们把李湛宿舍里所有的瓶瓶罐罐都插满了花。
而让李湛尴尬的是，当地人普遍存在一种误解，认为城里人有钱，希望从她那里得到更多的物质帮助，有时还会认为接受捐助不公平而闹情绪。遇到这种情况，李湛尽可能地尊重当地的风俗和文化，采取适当的退让和迂回。
助学生活不是童话，不是理想，不存在完美和浪漫，是很具体的苦和寂寞。但“没有谁逼我来这里生活，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最近，李湛刚刚结束支教，回到深圳。过几年，她要去一个小镇，过真正的田园生活，她说 “物质生活的确很简单，却可以找到回归内心的感觉。”
老知青为儿子选择的第四条路
毕业于北京一所艺术院校的方刚，摆在他面前的有这样三条路：在国内继续学业；出国留学；找个工作先干着，以后在职学习。他本人更倾向于出国留学这条路。结果，几个月后，他却参加了团中央的“西部计划”活动，来到离家数千公里外的云南省江川县开始为期一年的支边生活。
是父母最终帮他做了这个决定。方刚的父母曾在年轻时到农村插队，自我感觉受益终生，所以很想让方刚也到基层去锻炼。在他们的反复游说下，本来对此事并无兴趣的方刚动了心。
方刚出生在北京，一直生活在父母身边，连上大学也住在家里。他唯一干的家务活就是洗碗和给自己洗袜子。最常干的事就是玩电子游戏、上网，以及听音乐和看DVD大片，从没独自生活过，也没有去过城市以外的地方。
刚到农村，方刚看到村民住在石泥堆起来的简陋房子里，很脏。他和村民一起去扒毛豆，地里土壤很潮湿，无从下手，他乱扒一气，本以为很简单的体力活，却弄得全身是汗和泥。
方刚所到的江川县大街镇非常贫瘠，这里的年轻人基本都出去打工了，只剩下老年人和带着孩子的妇女，村里近30%的孩子上不起学。有些孩子平时没事也不去上学，喜欢抽着烟在大街上蹲着。方刚决定配合团县委建立青年活动中心。方刚通过父亲的帮助，募捐到了4000多册书。
刚开始工作时，过惯学校散漫生活的方刚经常迟到，为此镇里领导严厉地批评了他。
回北京后的方刚，顺利找到了工作，并很快能独挡一面。他说，是云南支边改变了自己，那时，很多工作从没接触过，但都一咬牙冲了上去。为此，他感谢父母这对老知青为他做出的选择。
避免浪费青春的别样方式
颜海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北京人，按照他的条件，回北京或是留在上海工作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在大四第一学期同学们开始找工作的时候，他却决定去新疆塔里木油田工作。
大学生活，在颜海看来形同荒废。周围许多同学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打游戏，交女朋友或是睡觉，这让他感到很不适应。
他学的是文科，格外的清闲，虽然自己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做了多种兼职，去了南方很多地方开阔眼界，还在学校的棒球队里当主力，但仍然不满意这样的生活。
当去新疆油田工作的机会来临时，颜海感到是一个人生的转机，“我如果现在不来这里，可能一辈子都没机会来这种地方。”
做此决定时他并没有和家里人商量，定下来才告诉父母。父母有些迟疑，但最终被颜海说服了。倒是有些亲戚比较反对，觉得他是一时冲动。颜海并不介意别人的想法，独自登上了飞往新疆第二大城市库尔勒的飞机。
库尔勒在十年前还是个最高建筑只有三层楼的小城市。随着塔里木油田的开发，整个城市被带动起来了。孔雀河把城市分为两岸，颜海则在这边的塔里木油田指挥区，对岸是老城区。
指挥区采取军事化管理，衣食住行由公司全部负责，他们也要按照作息时间表来生活。这对过惯懒散生活的颜海来说还真有些不适应，每天早上8：50（相当于北京时间6：50 ，他还必须起床做早操。
在这样一个方圆十里没有人烟的地方，一下子少了很多城市里的消遣，但很快他就找到了自己的乐趣――每天工作结束后，他就泡在宿舍区的阅览室里，计划用三年时间，把这里的几百本书全部读完。
三年后，他要回去，在他心里，自己还是北京人。为了避免与城市脱节，他打算在三年里经常回京看看，并利用网络和通讯手段保持和外界的联系。
“新知青”何去何从
时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知青”，他们间断性的“上山下乡”，成为一种自主选择的生活方式。
复旦大学城市社会学专家于海认为，像李湛这样在城市工作的人来说，离开城市的初衷多是由于不满或厌倦城市生活。拥挤喧闹的城市里，到处是各种各样的污染，到处塞满了房子，到处是恶俗的商业广告。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人开始怀旧。有钱的成功人士可以在郊区买一幢别墅，过一过“伪田园的生活”。没钱的年轻人，则选择去真正的乡村，这也许是对城市厌倦症的一种治疗。
于海认为，绝大多数人会从这段农村经历中获得人生感悟，为自己的性格增加多维积极的质素。
虽然他们在农村获得的品格和智慧有助于自己的城市生涯，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难免经常迷茫，因为仍然要生活在凡人世界里，要处理城市环境中的各种新老问题。
农村经验毕竟是短暂，有限的，它很难对人一生的问题都有现成答案。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副理事长卢雍政在从事大学生志愿者活动长达8年的时间里，接触了大量的志愿者。他说，志愿者任期内有每月600元的生活补贴，时间一般是一到两年。任期结束后有相当一部分人留在了当地工作，这个数量达到了近30%。回到城市的志愿者们，团中央也为他们安排了6000个工作机会可供他们选择。
而相对于参加“西部计划”的志愿者来说，城市青年的自发下乡就没这么受照顾了。他们的行为是纯自觉的，所以不但要处理和城市工作间的矛盾，还要自掏腰包捐赠给当地的学生，能做出这样事的都是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而且有理想主义情怀。
于海认为，绝大多数年轻人只愿意承受一段有限时间的“苦难”，许多人对农村工作都有“历险”的期待，一两年的历险，与终生受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3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