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近期在河北、山西、安徽、宁夏等10个省（区）的20个乡镇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会议多、文件多、汇报多、接待多、检查多，长年累月穷于应付”，已经成为不少乡镇领导的工作体会。
会议每年大约60次。乡镇主要领导人参加县（市）召开的会议，一年在60次
接受上级文件总量约300至500种。这些文件主要来自县（市）领导部门，也有少量来自地（市）或者省级部门。其中来自县级的文件半数以上是部署工作任务的。同时，乡镇自身也大量向村庄等单位下发文件，每个乡镇一年中下发的文件在100种左右。
汇报材料在70至100种之间。通常凡是有检查有考核的工作，都需要有专门的书面材料。为了应对这个工作，每一个乡镇都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
大约100至150天有接待活动。平常时间来人就不少，年末检查考核更是成群结队。这些县（市）部门的人员下乡镇，往往临近中午，目标是奔着吃饭，所谓工作用几分钟就可以谈定，或者打个电话也可以解决。有的乡镇书记反映，2/3以上的上级来人没有任何积极作用。从费用来看，一般在账目上反映不出全部接待花费。某镇在决算报表上的招待费用是5万元，其实去年真正花费是16万元，而该镇的全部财政收入是120万元。
检查活动在20起至40起之间。检查名目繁多，通常上边有什么部门就会有什么检查，或者上边安排了什么重要活动，也就有什么样的检查。在应对检查中，地方上存在一种规律性现象：如果是省里来检查，市、县、乡、村都紧急动员起来，共同应付；如果是市里来检查，县、乡、村则都紧急动员起来，共同应付。在这个过程中，检查者永远是孤立的，犹如一叶扁舟驶入汪洋大海。被检查者利益一致，团结一心，共同对“上”，将检查活动消解于无形。
为了刹住因应酬而起的腐糜之风，高层规定了若干“不许”、“禁止”，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改进政府运行机制，因为这些不良行为根本上是从政府运作体系中衍生而来的。
（《社会科学报》9.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