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初，36岁的高志成和23岁的于曼在一个聚会中相识，后来成了朋友。
2004年8月27日，于曼给高志成发送手机短信，要求借5000元。高志成很痛快地答应了。当天下午，高志成通过工商银行把5000元汇入了于曼提供的信用卡账号。
9月7日，于曼再次给高志成发送手机短信，要求借6000元，理由是要带她的
10月的一天，于曼第三次提出借款的请求。高志成不但拒绝了，还要于曼尽快偿还前两次借的钱。
此后，高志成又多次发信息、打电话催于曼还钱，于曼也多次通过手机短信承诺还钱。2005年1月21日，高志成断定于曼没有还钱的诚意，向北京海淀区法院起诉要求于曼偿还借款。法院于3月3日、5月12日两次开庭审理此案。
两次开庭，于曼都没有到场。出乎高志成意料的是，她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声称，两次汇给于曼的钱都不是借给她的，而是还给她的。此前，高志成向她借过11000元。因为是比较好的朋友，她没有好意思让高志成打借条。言下之意，高志成是讹她的钱。
突然听到这种说法的高志成有点激动，言词也变得激烈起来。法官提醒他，你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只能证明你汇过11000元，不能证明这11000元是借款。感情用事是没有用的，重要的是拿出新的证据。他猛地想起手机上的短信还未删除，便把自己的手机交给法官。
果真，高志成的手机上还保存着他和于曼互发的手机短信。其中，来自于曼的几则手机短信的具体内容为：“那就借点资金援助吧”；“你真给啊？你不怕我骗你啊”；“我需要五千。你要是资助就得汇到我卡里”；“我还需要六千，如果多了再退回给你”；“我想我会尽快归还你的”……
为了核实发出这些信息的手机是于曼使用的，法官当即拨打了这个手机号码，接听者果真是于曼。不仅如此，于曼还在电话里对法官说，从2004年7月开始，她一直使用这个号码。
经过对该手机信息生成、储存、发送、保存状况的技术性调查，法院认为，手机上的信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而且，于曼无法证明她曾经借给高志成11000元，也无法证明她的证词“这个手机号码是我使用的”是在受胁迫或重大误解下做出的。
几天后，法院作出了于曼必须归还高志成11000元的判决。 （《中国妇女・法律帮助》10月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