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全国运动会上，一些运动员、教练员与裁判员之间产生了纠纷。9月24日，在女子重剑决赛第5局比赛中，由于不服裁判判罚，辽宁队队员潘一负气走下剑道。9月17日，在女子艺术体操个人全能比赛中，名将钟玲表现出色，排名却屈居第三。事后，钟玲道出“其实比赛结果事先已经知道了，我知道裁判是不会把冠军给我的”
法律在解决这类纠纷中到底扮演怎样的角色？“用诉讼的方式解决体育纠纷，取证十分困难。”中国政法大学张笑世研究员说，如果没有体育行政部门的配合，取证的可能性很小。
据了解，在现行的体制下，运动员和教练对裁判不服的救济途径有调解、向裁判委员会申诉、仲裁和诉讼。诉讼方式很难解决体育纠纷。我国还没有专门的体育仲裁机构，法律对它的责任及裁决是否具有强制力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据张笑世介绍，国外很多国家专门设立了体育仲裁法庭，独立于体育行政部门、行业协会之外，所作的裁决也就相对公正。仲裁庭基本按照“三三制”模式，由体育人员、法律专家、专业记者组成。处理案件时，司法机关只需要依法对事实作出是否违法、是否构成犯罪的判定，而不必去承担自己并不擅长的搜集行业内证据的责任，因为仲裁机构内有体育组织的代表，有运动员代表，还包括专业记者，他们可以对证据作出有效判断。
在我国，体育仲裁还是一块有待耕耘的处女地，相关的立法几乎没有，仅在体育法中有一条象征性的规定，这种情形同国际上体育仲裁的规定及发展也不相匹配。体育法出台于上个世纪90年代，计划经济色彩较浓，对职业体育、体育产业都没有作出相应规定，需要做出修改。
（《现代法治导刊》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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