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本有四个名字
1959年，平息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武装叛乱后，黄宗江便开始酝酿《农奴》剧本。他先后四次去西藏体验生活，采访了许多翻身农奴。有一天，黄宗江看了一个叫《强巴的生活》的活报剧。戏虽然有点粗糙，却非常朴素亲切。台上在演戏，台下许多观众都哭倒了。黄宗江从这
回京后，黄宗江开始构思剧本，又苦于找不到令人震撼的线索。一天，他看到报纸上登载的一条一个农奴被农奴主砍伤，解放军立刻用飞机送他来北京抢救的报道。直觉告诉黄宗江这是个好素材，他立即去医院采访。农奴的话不多，但有一句说的很动情“我现在的手是人的手，现在的脚是人的脚了！”原来农奴入院后，护士细心地把他的手脚洗得干干净净，这是他生平的第一次。
黄宗江震撼了，“农奴连自己的手脚在农奴制下都不是自己的，只有解放了，农奴的手脚才成了自己的。《农奴》就是表达这种变化。旧社会使农奴成了哑巴，新社会让农奴开口说话。”基本线索定下来，黄宗江前后共写了五稿，光是剧本名字就有《装哑巴传》、《强巴的遭遇》、《铁匠与哑巴传》等三四个。最后，才定名为《农奴》。
导演的三次拍板
1963年2月，《农奴》摄制组成立，厂里从物质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可以使用当时最先进的东德艾柯发彩色胶片。但是摄影韦林玉提出采用黑白胶片，他认为：“黑白胶片最能够展示出凝重的基调，而且黑白片也有一种历史沉重感。”而有些同志觉得：有进口彩色胶片不用，偏偏采用黑白胶片，正如有成桌宴席你不吃，偏偏吃那街头大排挡，有出风头之嫌。导演李俊经过深思，决心采用韦林玉的意见。
许多人提出在避暑山庄拍摄，这样既方便，又节省经费。去西藏则危险太大，高寒缺氧，交通不便，供应困难，而且此前也没有在西藏拍故事片的先例。李俊私下派曾在西藏跌打滚爬过的美工寇洪烈到避暑山庄考察了一番。寇洪烈觉得“避暑山庄与西藏差距太大，西藏的高穹流云、庙宇建筑、风土人情在避暑山庄根本无法实现。”李俊下了决心：“影片必须符合历史真实，生活细节不可忽视，外景地定在西藏，而不是其他地方。”
在演员的选择上，有的人建议李俊选择藏族演员，但也有人说，一般藏族演员专业训练少，初上银幕就担当重任，似乎过于冒险。而李俊决定全部启用藏族演员，他一直想让农奴们以主人公的身份在银幕上诉说自己的悲惨命运，以保持原汁原味的西藏风格。
旺堆的人选
1963年4月，全体人员会师拉萨。物色演员时，大家把目光落在西藏话剧团刚刚三十出头的藏族演员旺堆身上，他除了没有装过哑巴以外，几乎和强巴的经历完全一样。但是有一点李俊导演仍然放心不下，那就是强巴是个装了半辈子哑巴的人，在影片中只有一句台词，这就需要旺堆善于用眼睛来说话。而用眼睛来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对一个成熟的表演艺术家来说有也极大的难度，而旺堆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话剧演员。
李俊让旺堆表演了一个叫《我的遭遇》的小品。旺堆刚上台时还有一点局促，不一会儿便进入了角色，他把自己的悲惨遭遇和剧中人物命运融合为一体，声情并茂，观众都偷偷地擦起泪水。李俊尽管没有听懂旺堆的藏语，但是旺堆那双眼睛却传递了一切，他被深深感染了。李俊一锤定音 “旺堆就是我们物色的那个演员。”
1964年，《农奴》作为建国15周年献礼片在全国上映，好评如潮。周总理接见了旺堆，他说：“你演的不错，你们以后每年都要来一趟北京，要带来更好的作品。”后来，总理还把影片带到万隆亚非会议上去放映。当年，旺堆和黄宗江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参加印尼雅加达亚非电影节，陈毅外长亲自选定《农奴》为电影节的招待影片。
1981年《农奴》捧得马尼拉国际电影节金鹰大奖。
（《大众电影》2005年第2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