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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发父亲的苏联“少年英雄”

2005-12-18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帕夫利克是一位俄国少年的名字,姓莫罗佐夫。在俄国和现已独立的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五十岁以上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因为他们当年加入少先队的时候,必须在莫罗佐夫的铜像、水泥像或石膏像前宣誓,然后齐声高唱队歌,队歌中有句歌词便是“向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看齐”。

苏联

对莫罗佐夫的宣传超过任何人。不知有多少街道、学校、图书馆、集体农庄、轮船和飞机以莫罗佐夫的名字命名,有多少作家为他树碑立传,多少诗人为他唱赞歌,多少画家为他作画,就连明信片、邮票和火柴盒上都印着他的像。

1932年,乌拉尔农业集体化的那年,帕夫利克12岁,告发了父亲特罗菲姆,说父亲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告发三四天后特罗菲姆被捕,消失在极北地区的劳改营中。后来,帕夫利克和他8岁的弟弟费佳被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杀死在森林中,帕夫利克被宣布为英雄。从此,苏联儿童便在课堂上学习帕夫利克英勇的斗争精神,以他为榜样,也向苏维埃政权告发家里的人。

真实的情况是帕夫利克的父母闹翻了,特罗菲姆一怒之下,离家出走。50年后,当年的乡村女教师卡宾娜回忆道:“母亲怂恿儿子告密。她是个愚昧的女人,整天惹丈夫生气,结果丈夫把她抛弃了。她唆使儿子告密,她想,特罗菲姆一害怕,就会回家。”可当时不能这样写。

帕夫利克告发父亲什么呢?乌克兰和库班农业集体化后,大批“富农”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乌拉尔,也有人流放到格拉西莫夫卡。这里紧靠西伯利亚,气候异常寒冷,南方人受不了,他们想返回故土或到气候温和的地方去,但没有村苏维埃的证件寸步难行。作为村苏维埃主席的特罗菲姆便偷偷给他们开证件,帮他们离开。特罗菲姆这样做势必受到惩处。但帕夫利克和费佳为什么又被杀害了呢?是谁杀害了这两个孩子?

区苏维埃派法官来到格拉西莫夫卡村,未经调查便在村里召开公审大会,审判帕夫利克的祖父、祖母和舅舅,宣判他们是杀人凶手,并对他们立即执行枪决。然而,俄国有位专门研究帕夫利克的学者德卢尼科夫,研究了14年,仍找不到凶手,但断定凶手不是被处决的那三个人。他提出凶手是“执行者”,即为了造成一种声势浩大的社会舆论,把儿子告发老子的审讯宣传得耸人听闻,必须把儿子杀死,然后把他变成英雄,所以必须有个执行者。

经过战乱,苏联粮食的产量远远低于沙皇时代的1913年。斯大林认为是地方领导人推行农业集体化不力,派他的亲信到各地督战。格拉西莫夫卡位于乌拉尔,是农业集体化进展最慢的地区。农民就是不交出他们赖以为生的口粮(根本没有余粮)。格拉西莫夫卡处于原始林中,农民藏匿的粮食征粮队很难找到。向农民施加暴力,他们不开口仍找不到粮食。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必须从家庭突破,而儿童正是突破口。

从1932年起,宣传机构铺天盖地宣传告密小英雄帕夫利克,并及时提出相应的政策。新政策规定,揭发藏匿粮食的富农,揭发者获得被没收富农财产的25%。于是,没有财产的农民也学帕夫利克的样,把告密当成一种致富的捷径,踊跃揭发富农。但过于积极的农民,一连揭发4个富农,便获得足够的富农财产,自己也变成富农,只好去充实劳动大军了。

告密行为从儿童培养起,他们长大成人后,告密便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为个人利益诬告他人是一种卑鄙的行为,在哪个社会都为正派人所不齿。但在那个时期,认为人道主义、平等和博爱都是资本主义虚假的宣传,苏联不需要这些骗人的把戏。(《随笔》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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