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刚刚拉开帷幕，日本右翼势力就猖獗活动，企图否定南京大屠杀乃至改写整个侵华战争的性质。从反华狂人石原慎太郎当选东京都最高行政长官到揭露日军当年暴行的东史郎在最高法院最后败诉，这一切都清晰地暴露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犹未死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重新阅读石泉教授的《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出版），真是让人惊心动魄、寒毛直竖。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倭寇依旧，而我们自己是否真的醒了过来？
在读《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之前，我已经读过历史学者茅海建所著的《天朝的崩溃》一书。《天朝的崩溃》所揭示的最大悲剧，并不在于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而在于惨败之后帝国的一切毫无改变。从上到下，从南到北，从君临天下的道光皇帝到被后人誉为民族英雄的林则徐，从战场第一线的将士到充当旁观者的农民，都没有从“天朝”的迷梦中醒来，都没有勇敢地走向新世界，一切依然如故，就像一切都未曾发生。茅海建一语道破了天机：“在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中，无所作为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境界；而在战后中国面临西方威逼的险恶环境中，无所作为是一种最坏的政治。时代变了，道光帝浑然不觉，结果脚随之跟入新时代，而头脑却依旧留在旧时代。在专制社会中，旨意决定—切。道光由此断送了机会。”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随后而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等，也都没有让中国这头被拿破仑称作“睡狮”的狮子醒过来。同样，３０多年之后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再次饱尝了失败的滋味，却再次陷入昏睡之中。
１８９４年９月１７日下午，中日两国的舰队在黄海海面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中国舰队在“硬件”上占优势地位，当时西方的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中国将获胜。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北洋舰队的１２条战舰中，５条被击毁，战斗仅仅持续了４个小时。这场海战在整个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它已经决定了战争的胜负。此后的陆上战争不过是它的延续。对于十九世纪末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来说，它不仅是一场战争，更是一场严峻的精神事件。中国何以战败？成了上下人等都在追问的问题。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不着眼于战争本身，而是着重讨论战争前后国内政治集团势力的消长变化。石泉教授认为，甲午战争中国之所以失败，内政方面的原因在于三十年来自强运动没有能够大规模地、积极地推行。为什么表面上看起来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其实并没有大规模地、积极地推行呢？通过对庞杂的史料的梳理、归类和分析，石泉清理出三条关键的线索：“其一，则由于一般认识之不足，致使求自强之洋务工作，饱受牵制，而李鸿章尤成守旧士大夫之矢的；其二，则由太平天国起事后，汉人新兴势力之崛起，使满清帝国在事实上渐由中央集权，变为地方分权，以致不能形成一领导全国之有力核心，遂使自强工作大受限制；其三，则北京满人统治集团内亦始终有矛盾，而汉人士大夫之门户党援又从而推波助澜，遂使中央政府以内亦日趋分化，而自强工作乃益难推进。”战后，李鸿章失势，清流与维新两大派别崛起，政局的平衡被打破。但是，整个中枢机构依然“昏睡不醒”。对于上层人士来说，自身的利益和派系的斗争，始终都比观念的更新和民众的福祉更重要。他们不愿意在变法维新方面努力，而竭尽全力地像饿虎扑食一样扑向权力。书中引用了一则翁同?的日记?该则日记记载了当时英国公使欧格讷解任归国前的临别赠言，即使是今天读来仍然让人触目惊心：“中国非不可振也，欲振作，亦非至难能也。前六个月，吾告贵署曰：急收南北洋残破之船于一处，以为重立海军之根本，而贵署不省。又曰：练西北一枝劲兵，以防外患，而贵署不省。今中国危亡已见端矣：各国聚谋，而中国至今熟睡未醒，何也？”正是从上到下绝大多数国民的麻木，最后酿成戊戌变法的失败和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中国社会的进程呈现出一种“前进一步，后退三步”的可悲状况。
如果对这种状况进行深入的分析，根底其实就在于专制制度本身。法国思想家孔代曾经在《人类精神进步史》一书中指出，中国已经陷入了“可耻的停滞状态”。虽然从乾隆年间英国使臣第一次进京到甲午战争的爆发，时间延续了百年之久，但中国人对自身、对外部世界的基本观念都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米勒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描述说，中国处于绝对的“静止状态”。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一些到了中国、并在中国有切身生活体验的传教士也加入了批判中国的行列。梅得赫斯特在《中国——关于国家与未来，特别是关于福音的宣传》中写道：“中国是一个具有一定统治形态的安定的国家，其习俗制度与罗马建国、特洛伊沦陷前极为相似。”他还指出，在中国三亿六千万人不仅稀里糊涂地热衷于迷信，还听命于一个专制君主，“千篇一律的语录，带来千篇一律的观念，更何况中国人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发展变化，只懂得在同一观念下进行无止境的循环。”这本书出版于１８３８年，那时鸦片战争还没有爆发。它却预言般地言中了中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悲惨命运以及大部分中国人对这种命运的不自知。对自身悲剧的不自知、对昏睡状态的不觉醒，导致了更可怕的打击的到来。
石泉教授在书中详细论述了晚清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势态。是主战还是主和，不过是对现有政治利益的分割和争夺的外化而已。就主战派来说，他们主战的目的是为了夺取掌握在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集团手中的大权，至于军队能否作战、如何作战、战胜的可能性有多大，他们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口口声声说着儒家经典上冠冕堂皇的话语，骨子里却充盈着对权力的渴求。对传统的各种阐释和言说，并非真的是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对立，而是出于利益上的考虑——如果说打仗能够给我带来利益，我就主张开战；如果说媾和能够给我带来利益，我就主张媾和。这就是当时大部分官僚的真实心态。石泉教授所得出的每一个结论，都有大量的史料作为支撑。书中涉及的史料，从书信到日记，从奏章到御批，极其丰富和详尽；而对史料的考辨、甄别和研讨，更是显现出史家扎实的功力。石泉是陈寅恪先生的嫡传弟子，这当然是得益于陈寅恪先生的熏陶。而更为重要的是，石泉在历史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当下”意识和压在纸背的现实关怀，也与陈寅恪先生一脉相承。
在抗日战争中期，陈寅恪先生曾经困居沦陷的香港，他在《陈述＜辽史补注＞序》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的心态：“回忆前在绝岛、仓皇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诵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四十年，似无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矣。”史学的“真精神”．恰恰在于：取史家所“身历目睹之事”来面对案头史料“以相印证”。而最高的境界乃是“心通意会”。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内化于史料和著作中的史家，方是第一流之史家。这正是《史记》远远优于其他二十五部断代史书的原因所在。我在阅读《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的时候，时时可以感受到作者字里行间的诸多感触，或愤怒、或悲哀、或无奈、或焦灼……笔墨在昔日，而目光在当下。身处乱世，陈寅恪把目光投向了南宋初年，投向了当年“南渡”一代人；而同样是身处乱世的石泉却把眼光瞄准了甲午前后，瞄准了当时沉睡着的和即将醒来的人们。
这部著作是石泉教授当年在陈寅恪先生亲自指导下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这篇论文还颇有些传奇性。１９４８年，论文刚刚清缮完毕，国民党政府就开始了“８·１９”点名拘捕进步学生，石泉脱身离校，进入华北解放区。此后，论文渺无音信，而作者身边的原稿也在“文革”中荡然无存。谁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１９９３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的燕大论文库中，这篇论文终于被发现，然后得以重见天日。对照这篇论文，今日的那些硕士、博士论文水平如何呢？答案不消说。这是一篇很能够代表当时学术水准的论文，从中不难窥见，当时大学培养出的是何等的人才，再回过头来比较我们今天高校中培养的又是怎样的人才。半个世纪以来，学术水准的一泻千里，我们除了惭愧，还能不能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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