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时代的心灵》一书的作者阿诺德·盖伦（Ａｒｎｏｌｄ Ｇｅｈｌｅｎ?是当代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于１９０４年１月２９日生于莱比锡，就读于莱比锡大学，获博士学位；随后相继在莱比锡、哥尼斯堡（Ｋｏｎｉｇｓｂｅｒｇ）、维也纳、斯培尔（Ｓｐｅｙｅｒ?、亚琛（Ａｓｃｈｅｎ）各大学及瑞士高等工业大学任教多年，晚岁于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４日在汉堡去世，享年七十二岁。盖伦一生著作宏富，主要的有：
《意志自由的理论》１９６３，１９６５
《国家与哲学》１９３５
《人——他的本性和他在世界中的地位》１９４０
《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学》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再版易名为《科技时代的心灵》
《社会学》１９５５
《原始人与后来的文化》１９５６
《时间——图象》１９６０
《人类学研究》１９６１
《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１９６３
《道德与超级道德》１９６９
《洞见》１９７５
作为当今西方哲学人类学的主要代表之一，盖伦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费希特）的思想传统，进而发展出一套功能学派的社会人类学与哲学人类学。作者在莱比锡大学就学时，师从当代哲学家杜里舒（Ｈａｎｓ Ｄｒｅｉｓｃｈ?１８６７－１９４１）。杜里舒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即曾被引入我国，这个名字对我国的学术思想界当不陌生。后来盖伦即继杜氏任莱比锡大学的哲学教授。盖伦的研究路数是从生物学和社会学的观点出发，对人类心灵作出一番新的哲学解释。在哲学上，他反对本体论和形而上学以及任何一种心物二元论和知行二元论；他力图结合米德（Ｇ．Ｈ．Ｍｅａｄ?１８６３－１９３１）的实用主义（社会行为主义）、席勒（Ｆ．Ｃ．Ｓ．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１８６４－１９３７）的知识相对论与伊林格（Ｒｕｄｏｌｐｈ Ｉｈｅｒｉｎｇ?１８１８－１８９２?的整合主义（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斯宾格勒（Ｏ．Ｓｐｅｎｇｌｅｒ?１８８０－１９３６）以及海德格尔（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１８８９－１９７６）的文化批判哲学而建立起一套新观点。他的新观点大致是这样的：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并非是个人的价值而是体制的功能。对人的心灵的研究，一方面他反对使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另一方面又反对“精神科学”（Ｇｅｉｓｔｅ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的“理解”方法。他认为，要解释各种社会文化的体制，就必须采用现象学的方法。人是社会文化体制的产物，故尔起强大的、决定作用的乃是思想的力量而不是脆弱的生物本能，也就是说，人的生存状态更多地是有赖于并取决于社会的技术手段。这里指的是广义的社会技术手段，包括语言乃至神话都在内。人就是这样地创造出来了约定俗成的共同文化传统，而这一传统的环境就通过一定的体制而得以延续下来，于是便形成了国家、家庭、法律、经济生活，等等。正是社会文化体制才把自主性赋予了个人，因之使他得以参加到一个“秘密的协议”（ｅｎｔｅｎｔｅ ｓｅｃｒｅｔ）中来。这便是社会文化体制的作用。所谓真理不仅仅是指通常人们所认为的“符合论”（即我们的认识与外在的对象相符合）或是“融贯论”（即我们认识的自身在逻辑上的融通一贯）的产物，而且更是体制这一传统所形成的习惯与信念的产物，——它尽管并不具备理性上的或实验上的论据，却并不妨碍其具有不容置疑的确凿性。正是社会文化体制才形成了人们的“指导思想”（ｉｄéｅｓ ｄｉｒｅｃｔｒｉｃｅｓ）和他们的行为，这是任何科学知识所无法取代的。
盖伦大体上是以颇为暗淡的眼光在看待现代文明的。他认为现代文明的特征乃是传统体制的解体并趋向于一种无政府状态的知识化（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ｔｉｏｎ）。物质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远远不是意味着人类的进步，反而是意味着在炮制永远不能餍足的欲求；——它是与人性中的道德义务背道而驰的，它包含着人们精神生活日愈庸俗化的危险，还会剥夺人们政治生活中的高贵与尊严。科学的日益专门化反而使得群众日愈陷入蒙昧状态，而世界的一体化则又导致人们日益丧失自己的独立与自由。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指明这些衰落的迹象，并且能够挺身而出维护传统体制中种种“合法的”成分。盖伦的这些论点，无论正确与否，似乎都对当前正在经历迅速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历程的世界不失为一种值得思考的意见。同时，对于所有想要在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重建密切联系的人们来说，他那种力图综合欧洲与美国双方思想理论的尝试，也不失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参照系。
在学术思想研究的领域中，有时候提出问题的价值并不亚于给出结论的价值。盖伦本书的价值或许更多地是应向此中求之。全部人类的文明史，不外是前后两大阶段，即传统农业时代的社会与近（现）代化的科技社会。前者基本上是静态的，无论是太平盛世还是动乱时代，一个人的终生乃至若干世代的延续，其生活环境与生活内容大抵是沿续不变的。于是人类在几千年文明史的漫长过程之中，便逐步形成了种种固定的社会制度、行为规范、思想模式与心态。然而近代社会和以往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大为不同，它是一个工业化的、技术的社会，而工业和技术是日新月异的；于是人类就不得不告别以往基本上是稳态的、常规的社会，而步入一个急剧变化着的社会。随之，人类以往备受尊敬的、习以为常的而且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种种制度、习俗、规范、思想、理论乃至感情和心态，也就被迫不断地要改变自己去面迎这种日新月异的挑战。但是人类文化生活在这些方面的改变，却远远赶不上而且适应不了工业技术的迅猛变化。现代人类文明社会的一切问题、一切矛盾和冲突，归根结底大都可以溯源于此。它不是人类文明某个方面（哲学的、艺术的、政治的、经济的等等）的危机，而是整个人类文明坐标系的危机。本书内容就环绕着这一中心论点而展开，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不少自己的独特的见解。当然，对于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不必期待任何一部著作——包括作者这部篇幅不大的、简明扼要的著作在内——能够做出最后的答案。无论如何，现代化文明的内在矛盾及其所造成的现代人的心理失调和灵魂中的阴影，乃是每一个人文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盖伦的努力或许有助于学者们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
在所有物种之中，人类是唯一在知识上和技能上可以不断积累的物种，因此大体上人类的知识和技能就总是日新月异不断地提高。而其他一切物种则只能是简单地重复他们前辈的本能的生活，从零开始，所以无法提高。但是另一方面，人的道德情操或精神境界却是无从积累的；这方面，后人不会在已有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每一代依然是从零开始。于是人类的文明就出现了一场理性的分裂：纯粹理性（或工具理性）不断地在飞速前进时，而同时实践理性（或道德理性）却牛步迟迟永远都从原点上重新起步。毫无疑问，今人的知识是古人所望尘不及的；但是今人的德行也比古人高尚吗？我们似乎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这样肯定。（例如，能说今天“满街都是圣人”吗？）是不是人类文明史就永远注定了是在这样一场理性的二律背反之中摸索着前进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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