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凌志军每出一本书，可能会受到猛烈抨击，但决不会默默无闻。最新出版的《追随智慧》，又一次产生了某种轰动效应。有人凭直觉认为，这是“对微软前一阵在中国受到的舆论攻击的一个回应”，是对“挑战微软霸权的旗手方兴东”和倒戈微软的“打工皇后”吴士宏的一种反拨。据说《北京青年报》还将吴士宏和凌志军的照片对峙登在同一版面上，冠以“微软要揭吴士宏老底”一类的标题。然而认真读了这本书后就会发现，以上种种热闹其实是一种误读。尽管此书确实对微软比较偏爱，也有少许涉及方兴东和吴士宏的内容，但说它是“为微软说话的一本书”，实在是大大低估了这本书的意义和价值。作为密切关注中国经济改革和体制改革的资深记者，作者不过是找到了微软中国研究院这样一个理想的载体，来表达自己对“人才成长的环境”问题的长期思考。在《中华读书报》和《Ｎｅｗｔｏｎ—科学世界》共同发起的２０００年度“十大科普好书”评选活动中，这本书作为“大科普”概念下的“ＩＴ文化”的代表，列为２０种被推荐书目之一，体现了它在有识之士心中引起的共鸣。
人才问题确实是改革能否成功的一个大问题。八十年代初，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人才问题就被官方决策机构和民间“智囊”机构提到了很高的位置。道理很简单：一流的人才能做出一流的工作，有利于人才生长的的沃土才能结出硕果。近二十年过去了，我们这片土壤是否变得足够肥沃了呢？情况恐怕不能尽如人意。是中国人不够聪明吗？否。中华民族是世界公认富于智慧的民族。就以ＩＴ业来说，在美国硅谷有多少一流的华人科学家？恐怕要占一个很高的比例。仅微软雷德蒙研究院里的华人研究员就高于１０％。因此问题不在没有人才，而在于是否有一个适合人才施展才华挥洒激情的环境。书中的张宏江以自己的切身经历说：“在国内的科研环境中呆的时间越长，越不行”，因此，“有志青年必须出国”，就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国内许多一流人才面对环境无奈的心态。
《追随智慧》吸引人之处在于，不是简单地写了国外科研机构如何重视人才，善待人才，而是写了这样一个近乎传奇却绝对真实的事情：几个“世界级”的华人科学家，在中国创办了一个研究院，吸引了一批“聪明绝顶的人”——ｌ９个高级研究员和研究员中，有１１个来自美国，８个来自中国，另有２６个副研和ｌ０个工程师选自中国的２０００多个申请者，再加上“来自１３亿中国人中的１００个最聪明的学生”，组成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智慧塔”；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就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了２８篇论文，做出了４９项“将被成千上万人，甚至上亿人使用”的发明。微软副总裁里克·雷斯特认为，这个研究院一年里所做的工作，在别的地方要十到十五年时间才能完成。请注意，这个研究院从院长李开复到实习生，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而且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不同之处在于，这里有一种以“追随智慧”为标志的，平等、自由、伸张个性、富于激励机制的人才环境。
请看，为了“追随智慧”也即追随人才，研究院高校关系部经理陈宏刚专程飞到武汉，仅为一个女学生开了个考场；院长李开复把见学生看得重于见官员，为了迎接清华大学４００名来参观的学生，他不惜在向比尔·盖茨汇报的“死线”前腾出整整一个下午，分五批与学生见面，“就是为了能发现一两个最优秀的学生”。对于他们真想“追随”的人才，几乎是要什么条件给什么条件。就这样，他们从美国挖回了“属于全世界的财富”的张亚勤、“电脑娃娃”李劲，留下了正打算出国的张高、童欣，吸引了原单位打算重用的王坚、张挺，就连那个主张“有志青年必须出国”的张宏江也回来了，并说：“要有作为，也许不需要出国，微软中国研究院可以帮助你做出第一流的工作。”导致他们作出这样选择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却耐人寻味：“最开心的是和世界上最优秀的人在一起”，和李开复、张亚勤这样的世界级科学家一起工作，可以使“脑力激荡”。
往深了说，就要归结于微软“坚决拒绝等级文化而刻意宏扬自由精神”的企业文化。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电子邮件在日常工作流程中的运用：无论是首席执行官、院长还是一名普通员工，都可以随时通过电子邮件向全体微软人发布自己的看法，而每个人都有义务看完当天发给自己的电子邮件；我们可以看到微软独特的“白板文化”：会议室、办公室的墙壁甚至休息厅的茶几桌面，都用“白板”装饰，以便这群聪明人能随时在上面展开“交流”和“表达”；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开会的方式：研究院的会议室出奇的多，但与会者通常不超过６人，院长可邀请一个研究员来开只有两个人的会议，任何一个研究员也可以邀请院长来参加自己的会议，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听取别人的思想”。此外，还有每人一间、极富个性的办公室，邋遢随意的着装，从不互称职务而直呼其名的称谓，“点子最值钱，架子最不值钱”，“我不赞成你，但我支持你”的理念……这一切都有助于人的精神的彻底解放，而专注于科学领域的攀登。但仅有自由宽松的气氛还不够，微软还特别强调“团队精神”。它实施的是“欲擒故纵”的激励机制，靠的是基于责任、权利和利益的“双向忠诚”，从而形成一种凝聚力。不能不断做出一流工作、出一流成果的人，在这里是混不下去的，因此在这里工作，压力非常大。有的人急流勇退，却退得心服口服；而特别富于激情和想象力的人，则在这里找到了创造的快乐。
使人注意的，还有里克·雷斯特加盟微软时对比尔·盖茨说的那句话：“我准备寻找５０个比我更优秀的人到研究院来”。以找到比自己更聪明、更有才干的人一起工作甚至领导自己为荣，是微软文化又一个动人之处。想到我们这里处处存在的“武大郎开店”的现象，是体制的必然结果吗？如果我们的管理者也具有这种“求才若渴”的雅量，还用得着成天担心人家“抢人才”吗？“可惜的是，我们常常想束缚青年人的想象力，千方百计地教育他们先学会封建式的为人处事，诱发其奴性。这又怎能发现千里马呢？”?刘华杰语?
当然，微软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企业。“这家软件领域最大的公司美名远播，可又恶名昭彰，腰上缠着一大堆财富和一大堆官司。”这个电脑业的“巨无霸”“倒像一个还没长大的孩子，充满活力和幻想，喜怒无常，藐视规则，行事卤莽，横冲直撞”。就是在中国，也有一轮又一轮对微软的“声讨”。在许多用着“视窗”软件的中国人心目中，对微软的情感真是又爱又恨。但正如凌志军的书一样，这种“有人骂，有人叫好，却决不会默默无闻”的局面，正说明了微软文化的与众不同，也说明了它的价值所在。
毫无疑问，这是一本关于智慧的书。在书的扉页上，醒目地印着此书要献给的四种人：那些最聪明的人，那些现在还不聪明但却正在聪明起来的人，那些曾经聪明但现在已经聪明不起来的人，那些虽然不聪明但却管着聪明人的人。我相信读这本书的每个人，都会在心里掂量一下，自己属于哪种人。自然，第一种人是令人仰视的，第二种人是幸运的，第三种人是遗憾的，第四种人是谁都不愿承认，却在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正如黄艾禾所说：“我们这些千千万万的普通中国人，或许根本入不了‘最聪明的人’的圈，但是我们希望被人尊重、希望发现并发挥出自己的潜质，希望在一种相互激励的环境中愉快工作的心情与‘最聪明的人’是一样的。”因此，最先应读到这本书的还是第四种人。不为别的，就为本书前言的那句话：“二十世纪的世界经历了‘智力战胜体力’的时代；在二十一世纪，世界也许将出现一个‘智力战胜权利’的时代。”为了这个时代的到来，无论是哪一种人，都应做好准备。
（《追随智慧——中国人在微软》凌志军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２０００年９月版，２３．８０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