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王云五这个名字在内地一直带有较浓的负面色彩，排除党派性的意识形态之争不计，其学人之外的商人身份也是他难以为内地学界所接受的主要原由之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台湾学界对王云五的极高评价，同一文化人物在海峡两岸竟有着反差极大的境遇，其中确有许多值得深思的东西。但不管是褒是贬，凡熟悉中国现代出版史者都必须承认，在商务印书馆的百年历程中，对其决策、发展方向曾产生重大影响者，除德高望重的张元济外，第二个就要数到王云五，他们二人一前一后，分别代表了商务印书馆发展的不同时期。而且王云五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商务印书馆，以商务印书馆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学术文化史上的巨大影响，倘要研究中国现代出版史、文化史，无论如何是避不开这位重量级人物的。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实施，内地出版业的经济效益日益得到越来越多的强调。历史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经过几十年的曲折摸索之后，我们似乎又回到了王云五当年所处的时代，遇到他当年面临的难题。王云五自然也就得到很多出版商的共鸣和研究者的关注。历史人物的热与冷，往往是出于现实社会的内在需要，王云五此时引起人们的关注也正是当下出版业状况的一种反应，其中有许多可以探讨的东西。
在一个具有重视义利之辨传统的国度里，对利的强调和追求必然要冒着被世人视为小人的道德风险，即使是在步入市场经济的今天，这一传统还没有从人们的观念中彻底退出。在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多依靠官府，或亲自出面刊刻自己的著作，这自然不需要考虑销售赢利方面的问题，而是量个人的财力和能力来进行，因此，他们对以追求利润的私人书坊是看不上眼的，而私人书坊的恶名一方面是由于刊刻书籍的粗糙，另一方面则是其浓厚的商业气息。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会有文人士大夫心甘情愿地去做书坊主，除非他们科举无望，为生活所迫。好在那时文化和商业各自在雅和俗的层面上发展运作，并没有形成特别明显的交锋。但当中国历史的车轮驶入现代文明社会之后，一切就都不一样了，文化成了商务色彩的文化，商务也成了具有文化色彩的商务，文化与商业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走到了一起。具体表现为：文化纳入现代产业的范围，利润成为推动文化事业的一种内在驱动力，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承认；其次是学者的介入现代出版业。文化与商业的这种以出版为纽带的融合必然带来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其间既有学界与出版商之间愉快的合作，但又有两者的激烈冲突。学界考虑的是出版物的学术价值和印刷水平，而出版商则除此之外，更多的需要关注利润，如果无利可图，他们就不会表现出多大的积极性，即使该书的价值再高。长期以来，学者们经常称颂和强调的是出版商不计成本支持学术的义举，自然这也是他们的一种愿望，对那些计较利润的出版商，他们往往采取不屑一顾的蔑视态度，而且话语权又往往操在他们手里。在今天，那些曾买过书号、推销过自己著作、受过出版之累的学人对此当会有很深的切身感受。
在商言商，对进入出版界的学者来讲，他们的商人身份以及他们的计较和精明肯定会付出道德上的代价。而道德恰恰是历来国人论定人物的基本尺度，即使个人做出的成就再大。明白这一点，王云五的不为内地学者所接受自然也就在意料之中。
但是，王云五的意义也正在于此，他的现代企业运作方式、他的追求利润之举虽然为他带来了道德上的恶名，但他却为出版界所接受，他几十年在商务的稳固地位、后来出任民国政府的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就足可以说明这一切。尽管的他的经营和改革方式并不完全符合出版业的行业特点，如果运用在其它工商业上可能更为合适，但是他的这些努力并非毫无意义，他的成功和失败不仅在当时，即使是在今天都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当前中国的工商业正大力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半个世纪的实践证明了王云五的意义和价值。无可否认，王云五的经营和改革会有一些负面的东西，但我们需要的不是指责和批判，而是理解之同情。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出版商不求利润，这个出版社何以能生存。学界那种让出版商不计成本支持学术文化的幻想只能是一相情愿的，而且对学术的发展也未必有利。换个角度来看，这种出于利润考虑的出版对学术文化的发展未必不是一种良性的制约，那种关注现实民生、面向大众的著作因其有潜在的市场而得到优先出版的机会，而过于冷僻的研究则受到限制。实际上学界内部的冷与热不也是如此吗？出版商可以帮助那些过于冷僻的研究，但这不是他们法定的义务，这更需要得到政府和有关机构的支持。因此，一个优秀的出版商必须在学术与利润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就像现在人们常说的，既要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又要有良好的经济效益。一般说来，出版商大多会偏于一端，两者都能兼顾、还能使学界和商界都满意的出版商实在是寥寥。王云五就是这种能保持平衡者，他除了使商务印书馆发展壮大，获得丰厚的利润外，在文化普及和推动学术上还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如《万有文库》、《大学丛书》、《中国文化史丛书》等丛书的出版，这些在中国现代文化史都是要写上一笔的。在出版业日益商业化的今天，强调王云五的经营之道更有现实意义。他是将现代企业制度引入出版业的始作俑者，其灵活的运作方式和优秀的组织才能很值得今天的出版商学习借鉴。
王云五无疑是个成功者，胡适曾经把将王云五介绍进商务印书馆作为自己人生的得意之笔，可见其对王云五评价之高。王云五把握住了历史给予他的难得机遇，在商务印书馆乃至中国文化面临重大转机的时刻走进中国现代出版业，走进中国现代文化的中心。他的这种学者兼商人的双重身份和丰富经历对现代学者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自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国经济持续走热，不少学者下海经商，但几年下来，成功者寥寥。其原因值得深思，最起码它使我们真切地认识到商人的独特价值，学者虽然文化素养很高，但做生意并不一定就是高手，商人不是什么人想当就能当好的，而能将学问和生意都做好，就更非一般人所能为了。王云五就是其中成就突出的一个，具有典范的意义。就中国目前的现状来讲，优秀的学者并不缺少，但优秀的出版商却是难遇难求，而能将两样都做好者，更是无处可寻，但现实恰恰正需要这类人物。好在现在有不少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出版界已开始出现了一批王云五类型的出版商，但还都没有做到那个份上。将来也许会有，但至少现在还没有。
（《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王建辉著，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版，１９．００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