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天蓝的时候，他已经调回北京了。王名衡?天蓝?是以“胡风分子”蒙冤二十余年的，“胡风分子”再加上“右派”以及后来的“浩劫”，可以想见其人的境遇。天蓝是诗人，“愤怒出诗人”又“诗人进监狱”的例子太多。杜工部惺惺相惜李太白的“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后来就是“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诗人么，功夫在诗外，就要的是坎坷，没有一番三四重血水汗水和碱水的阅历，那叫什么诗？不过“为赋新词强说愁”而已。
天蓝在太原的时候是他看到曙光的时候，此前他大概在东北的煤矿和在北京教语文，在太原，他是省社科所副所长。我后来搞校史，知道他也是浙江大学出身的，与胡乔木、张毕来同一时代的，也是搞学生运动被开除出去的。天蓝后来在燕大读书，那时我山西学子有彼校最早的党员戎之桐以及王达成、赵宗复和几个女学生杜含英、牛文颖、李清华等。那是一个多难的时代，日本的威胁、国民党的酷政，因此，他们几乎都参与了革命，也是“文章憎命达”，后来他们中间几位命运相仿，除了淡出于历史的外?这还有清华的蒋弗华等?，像赵宗复，与清华的山西王达仁都是用相同的方式离开人间，一个在《光明日报》，一个在太原工学院。天蓝若和他们比是幸运的了。他在参加北方左联和“民先”后就来到山西，在临汾加入八路军?任总部秘书?，以后到延安入党，从事编辑和文教活动，期间写了许多诗作，有名的就是《队长骑马去了》等，这首诗当年流传甚广，因其多短句，合于彼时延安开展的诗朗诵运动，于是传唱一时，后刊于周扬主编的《文艺战线》上，乃至流传到国统区，这首诗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诗丛》上，也刊于茅盾主编的《文艺阵线》上，可见其当年的火爆。不过也种下了祸根：不用说国民党很快就下禁令不许朗诵它，后来因为胡风案又牵连到这首诗，终于，诗人的天蓝消失了。
天蓝的名作，今天读来我却顿生狐疑：是不是历史的吊诡呢？请先读诗的篇首：“队长骑马去了，骑马去了，一个月还不见回来。队长！呵，回来！我们一千个心在想，一千双眼在望。你呀！你什么时候回来？”如今听上去未必悦耳，当年却是一个传奇故事的开篇：晋西南一个游击队，是队长“ｗ．ｆ．ｄ．”一个八路军干部的王凤泰从阎锡山那里收编的一支部队，它被日本兵击溃了，又被共产党员王队长教育整饬过来，它以新的姿态出现，力克敌军。大概也是“秋林会议”前后吧，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将王队长暗害了。后来这支部队就由一个“暗藏的托派”接手，终于，把这支彪炳一时的抗日武装引入日军的包围圈消灭了，只剩下二十几个弟兄，劫后生还，他们吟唱道：“队长骑马去了……”。诗人是有故事原型的，应该说天蓝从军委总部会议上听来的这段故事（后来激发他写这首诗）无可置疑是真实的，那时的故事多得很。而后来把天蓝打成“胡风分子”时硬说这诗“充满对敌人的恐惧和对革命的绝望”，是抒发“日寇、汉奸、托派”三位一体的“欢笑的生活”，诚荒唐可笑，那是“文革思维”下的判断。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今天重读《队长骑马去了》，就读出一些怀疑和冷汗：果真有“托派”假手中间消灭了游击队？遍查文献，没有查到王凤泰其人，山西抗日烈士有王凤山将军，他却是国民党的师长和代军长（五台人，牺牲于汾南）。至于“托派”，天蓝写这诗时正是当年王明、康生等诅咒陈独秀等为“托派”接受日本津贴破坏抗日正热烈之时，后来一池涟漪，比如当年“一二九”先锋的几个山西学生：北大南下示威团总指挥的岳仲瑜、北大党支部书记的赵梅生、与冼星海合作创作《牺盟大合唱》的青年作家傅东岱，等等，都是以“托派”罪被砍了头的，现在是被平反了。还有那个王实味是在临县被处决的。平反了，人却早死了。《毛选》上关于“托派”的注释已经有了变化（且不说现在人们公认的托洛茨基是怎么回事，就是中国的“托派”也已经浮出水面逐渐为人所知，所以《毛选》新注承认彼也认同抗日，且根本与日本间谍组织无关），可是我们的大量历史作品和文献回忆还是原来的基调，总之是一与“托派”沾边就是非我族类，另一个是所谓“改组派”，命运也是如此。以常识论，中国的“托派”向来是没有武装的?最后一位是前些年才去世的郑超麟先生，他的形象出现在电视片《邓小平》等上，你相信这种人会阴谋消灭抗日武装？），何以会有一个取代了王队长的“托派”队长，他又故意把部队引向日本侵略军的埋伏？其实倒有相反的例子，赵俪生先生的《篱槿堂自叙》提到著名的山西夏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即“夏支队”）。在阎锡山和国民党的部队跑了个精光的地方艰苦作战，可惜也发生了“左倾盲动主义”，“康生从昆仑山上带下来的风很快也刮到夏县来了”，一个“在山西小有名气的文化人”加上几个“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一个晚上就被以“托派”嫌疑包围枪杀了，到了后来差不多快半百之年时才平反昭雪，家属也给了个牺牲军人家属的优待。
天蓝的成名作不解释清楚这个历史背景，人们会继续误读下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