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胆敢抛弃“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有良心”的西方学者中，斯塔夫里阿诺斯无疑是较为突出的一位，他曾以如椽巨笔，向人们全面描述了西方文明自十五世纪商业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对非西方文明的征服历程，证明了西方世界的殖民主义以及后来的新殖民主义已使整个人类社会成为了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并按经济关系划分出了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二个部分，中心与外缘、统治与被统治、被依附与依附，是第一世界（西方文明）与第三世界（非西方文明）几百年来国际关系的事实。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这是一种弱肉强食、非常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
显然，第一次鸦片战争至１９４９年的中国，也正是处在斯塔夫里阿诺斯所指出的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全球分裂”的历史进程之中。面对强大的外来压力的挑战，中华民族应该如何应战，成为了一个摆在中国人面前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中国的命运曾引起另外一位“有良心”的西方学者——被称作为“世纪的智者”的罗素的热切关注。１９２０年１０月至１９２１年７月，罗素应邀来到中国讲学，目睹其时中国正在发生着的一切，作为一位具有高尚的人类情怀、心灵诚挚豁达的大学问家，他很自然就对中国所遭遇到的备受强国欺凌的局面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和愤懑。只要是不公正、不人道的东西罗素都将坚决反对，回国以后，罗素根据自己在中国讲学期间的所见所闻，怀着世界变得公正、中国能够摆脱奴役的真诚希望，写就了他的唯一一本关于中国的专著——《中国问题》，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的见解。
在罗素看来，困扰二十年代中国的最重要、带根本性的问题，还是文化问题，虽然，经济落后、政治不开化、军事积弱也在给中华民族制造着这样那样的麻烦，但是，外来的挑战更多却是文化上的，建筑在强劲的军事、经济实力基础上的外族的文化优越感给中国文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为应付外来挑战，中国文化到底应该作出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对这一问题的合理解决不仅关涉到中国人的命运，也关涉到整个人类的命运。
在强烈的道德伦理情感支配下，显而易见，罗素绝不同意“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之类的命题，以武力的强弱来衡量文化的优劣是文化价值判断方法论上的差谬。受这一思想观念的影响，罗素对中国文化的评价是出人意料的，他认为中国文化并不比西方文化为劣，“从人类的整体利益来看，欧美人颐指气使的狂妄自信比起中国人的慢性子会产生更大的负面效果。”（《中国问题》，第２页）相反，为给西方文化纠编和解救全人类，世界其他文明必须借鉴东方文明，因为，由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所“导向破坏的效率最终只能带来毁灭。”（《中国问题》，第７页）
罗素对中国文化的情有独钟，其缘由正在于：中国文化“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宽容精神契合了他的“为天下开太平”的文化理想，而西方文化恰恰又缺少了这种天下主义的道德自觉。（所谓天下主义，是和提倡宽容、注重平等、尊重他人的选择等含义联系在一起的，一句话，“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于此语境下的传统西方文化，基督教的好战精神与“天定命运”的历史意志等等，却是以显著的不宽容为基调，特别是第一世界诸国是以民族国家的面貌活跃于世界舞台时，追求世俗权力、走向极端化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淹没了哪怕在西方文化中也同样存在的天下主义情愫）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悲剧性却也就在这里：追求自由而非支配别人、“骄傲到不屑打仗的民族”的宽容却总是被践踏于热衷于支配与控制的民族的勃勃野心。为此，罗素给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所开的药方，是中国文化在保持其天下主义恢宏情怀的同时也要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强健提供保障。罗素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不足，那就是缺乏科学和爱国主义思想，因此，引进科学、培育爱国主义思想是中国人的当务之急，中国人只有部分地也像西方人一样变得“恶”起来，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和捍卫其大国尊严。但罗素给中国文化所开的药方却又是中庸主义的，在鼓励中国自强自立、提高文化防御力的同时，他又担心着，中国文化将因为外来挑战的过于强大而走向另一极端，由性格宽容转为尚武好战，就像西方人一样泛滥起狭隘化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丢失其“兼济天下”胸怀。罗素认为，假如中国文化真的是朝这一方向发展的话，那将是人类的一个大悲剧，它不过是“徒增一个浮躁好斗、智力发达的工业化、军事化国家而已，而这些国家正折磨着这个不幸的星球。”（《中国问题》，第４页）所以，罗素告诫中国人，中国文化应该避免两个极端：一是全盘西化，走上西方的同一道路；二是文化保守主义，拒斥外来文化。
究竟是应该选择传统的天下主义还是面对现实选择民族利已主义？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处在了一个艰难的境地，二十年代的中国人为此绞尽了脑汁。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又和究竟是应该选择全盘西化还是应该选择文化保守主义密切联系在了一起。半个世纪过去，回味中华民族跋涉的历程，不难发现：罗素所指出的“中国问题”依然存在于现代的中国。“西化”与“国粹”的争执，仍时有所闻，而罗素的担扰，也随着近几十年来中国人对科学的狂热崇拜，不能不说仍具有着现实警示意义。
与二十年代不同的是，“民族主义”在二十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中国，对中国人来说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和事物，这一从西方舶来、由西方的老师言传身教而在中国发芽生长的情感和观念，也成为了当代中国人思想的一部分。即便是“西化”与“国粹”的话语锋芒，也皆可以向民族主义的同一方向化归。科学主义而非科学精神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兴盛，也正是表明了作为第三世界一员的中国所必然导向的一种价值取向。民族本位是弱者的武器，是弱者处于文明弱势的无奈选择，虽然它对于整个的人类来说，又真真切切是一个悲剧。
然而，在一个民族和国家已经变得强大的情况下，仍然一味坚持以排他性民族主义作为依归，却就不是一种值得嘉言的善举了。爱好和平者的宽容和大度，无论是对他人还是对自己来说都是一种美德。正在向二十一世纪昂首迈进的中国，在摆脱了外族的控制、成为了自己的主人、并且具有了世界影响之后，实际上，她也迎来了其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崭新时期：即重新负担起大国责任、坚定地奉行曾经坚持了千年的天下主义理想的时代。在再次找回大国感觉、部分恢复大国权利的同时，中华民族也有了修改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坐标的必要，要明确自己的义务，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星球走向和谐公平作出自己的贡献。如罗素所云的内含了民族情感的天下主义文化理想，应该成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只有怀着这种态度、抱有这种热情，人类才有可能消除隔阂、减少敌视、加深理解、求得合作，人类最终也才有可能在相互融合中彼此抛弃文化和种族中心主义而进入普世文化的蔚蓝和灿烂。
假如以前中华民族在饱受压榨的情况下选择了民族主义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转向民族主义当然具有着合理性），那么，今天我们毫不迟疑仍要向天下主义寻求智慧作为思想资源，虽然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我们仍然算不上是真正的强者，对于无视正义的强者，我们仍然可以诉诸民族主义。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不安全上，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感（种族优越论、文化优越论皆是其具体表现）已经给这个世界制造了太多的伤心和苦痛。在一个资源有限、全球问题日益增多的世界上，人类各民族在保存自身特性的同时，也必须实现一定程度的文化融合作为相互交往的伦理道德底线，要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信条，而这一理想又必然首先要由世界现存的几种主要文化类型作出更大努力，不仅曾经压迫过他人的西方各民族要抛弃罗素所云的文化伪善，其他民族也要以健全的心态参与全球普世文化的建设。毋庸讳言，如《中国可以说“不”》式的情绪宣泄虽然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但却并不是一种值得过度提倡的思想情结，我们的时代更需要的还是冷静和自律。其实，在争执或误会中拿出一些宽容和谅解，即使是最深刻的敌视也有可能化干戈为玉帛。战后法德两国的和解与合作不就是因为曾经敌对的双方都表现出了宽容和大度吗！阿登纳的勇于认错与戴高乐的远见卓识铺平了西欧一代人的安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如果尼赫鲁的印度能够放弃过度了的民族自尊心和狭隘的大国狂想，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冲突的和平解决将不会真是一件难事。而美国如果不将共产主义的威胁无谓地夸大的话，越战的血泪也许有着避免的可能。的确，不同的心态决定了不同的处理问题的方法，而不同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又决定了不同的世界前景，经历了无数血腥的人类之所以直至今日仍充满着彼此间的猜疑和敌视，就在于健全的民族心态仍为这个世界所短缺。
一种心态就是一种文化。高度重视文化问题、坚信人类诸文化可以融合的世纪智者罗素早已告别了他所热爱和牵挂着的这个问题丛生的人类世界，但他留下了振聋发聩的声音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希望，而这些声音和希望在历经了岁月的沧桑风雨之后仍然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宝藏。我想，我们总不能对真正的宝藏老是无动于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