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晚年曾语弟子学问与成名的关系，说“清华研究院的学生，当日有名师指导，成绩很好，但三十几岁都当了教授，生活一舒适，就完了，怎样能谈得上大成就?”?严耕望《治史三书》页２５１?依靠自学成名家的钱穆言谈之中对清华国学院的研究生是不以为然的。按照钱氏的学问观点，有名师指导的清华研究院的学生教授当得早，舒适后学问就不甚了了。如果以这一标准衡量而一以概之，就未免过甚其词了。徐中舒是清华国学院第一批研究生，得王国维学术嫡传，是一个著名的先秦史专家和古文字学家。钱穆所谓的“大成就”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因为没有明说，还是让人有摸头不知脑的感觉。根据钱穆自己在学术研究上的成果，所谓的“大成就”的标准应该是指通史通识这一层面。很显然，钱氏的标准只是他自己的观念，并不能代表学术界共通的准则。从徐中舒的学术研究路线分析，专门家在推进学术的发展上更具有先导意义。
徐中舒（１８９８—１９９５），安徽省安庆人。安徽是晚清桐城派的故乡，桐城古文学派影响遍及全国。１６岁插班进入安庆第一师范学校的徐中舒，他的老师胡远浚是桐成古文学派大师吴汝伦的弟子。胡远浚晚年曾执教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著有《老子通义》和《庄子诠诂》。因为老师胡远浚的关系，徐中舒最喜欢的是国文课，“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一心一意做桐城派的复古学问。徐中舒晚年回忆说，“师范的三年学习，我将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集注于国文课，其余功课只求及格就行了。学有偏爱，这为我以后的学业规定了方向和范围”。?徐中舒《我的治学之道》，《文史知识》１９８７年第６期?徐中舒从安庆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时，先后考上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理系和南京河海工程学校。因为所学专业不对口，徐中舒辍学在家，做过小学老师、家庭教师，同时自学古文。１９２５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徐中舒成为该院的第一批研究生，从此步入学术的殿堂。慕名师而影从，是徐中舒投考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一大动机。因为徐中舒在辍学期间，购买了朴学大师孙诒让的《名原》，《名原》雕刻窳劣，徐中舒发愿从彝器款识龟甲文字中以补其阙。在罗振玉的《雪堂丛书》和哈同的《广仓学?丛书》中读到了王国维的一系列著作。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可以说，徐中舒是得王国维学术真传而卓有成就的少数几个弟子之一。徐中舒在回忆中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一年的学习中，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从王国维先生学习古文字，抄写甲骨文、金文，并采用王国维先生提出的古史二重证法，将古文字材料与古代的文献典籍相互印证，相互补充，运用于中国古代史的探索之中。”?徐中舒《我的治学之道》，《文史知识》１９８７年第６期?王国维指导的毕业论文《从古书上所见的殷周民族》，是徐中舒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开端。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后，徐中舒执教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著名高校。暨大时的知名弟子是谭其骧，谭主攻历史地理，与徐中舒的研究领域不是很相关。倒是徐中舒以史料说话的学风在谭其骧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在北大，徐中舒开设的“商周史料考订”吸引了一批年青学子对中国古代史的特殊兴趣，出于徐中舒门下的著名弟子如胡厚宣、张政?、王玉哲等在甲骨文字和殷商史领域皆卓有研究。
按照王国维“古史二重证法”的学术路线，徐中舒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以后，继续从事甲骨文字及商周史的探索与研究。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徐中舒如鱼得水，学术工作步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他陆续撰写了《耒耜考》、《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殷周文化之蠡测》、《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等一系列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形成了自己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理论体系。年长徐中舒五岁的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他的名著《古史辨》中，称誉徐中舒是一个学术水平很高的专家。徐中舒进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之时，正是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的高峰期。徐中舒适逢其会，接触了大量的考古发掘材料，利用自己丰富的文献资料与地下材料相互印证，撰写了《再论小屯与仰韶》，在“古史二重证法”上开拓学术研究的新天地。建国以后，特别是五十年代晚期，徐中舒以很高的学术热情投入到中国古史分期的学术讨论中。徐中舒是“西周封建说”的著名学者，他决不是为了附和范文澜的主张，更不是与郭沫若唱反调，而是以一个甲骨文专家与古史专家的双重身份提出自己的学术主张。可以说，西周封建论因为有了徐中舒这样的古史专家的支持和参与，学术主张的坚定性才有了深厚的底蕴。１９５７年，徐中舒在《历史研究》发表论文《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从民族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的角度研究了殷周之际的社会性质。在该文中，徐中舒对先秦史学者杨宽对自己关于“三田制”、“耒耜形制”的批评作了很不客气的反批评。建国后，徐中舒定居四川，执教四川大学，是西南学术的重镇。自然地，徐中舒将自己的学术眼光集中在巴蜀地域文化的研究上。他在《四川大学学报》发表的《巴蜀文化初论》，颇多创见，但却遭到了徐中舒川大历史系同事、著名学者缪钺的批评。缪钺是北京大学肄业生，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很有造诣，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也深有研究。在历史学领域，缪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专家，他本人是全国魏晋南朝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之一。徐中舒的《巴蜀文化初论》主要涉及缪钺的研究范畴，因此，缪钺撰写了《〈巴蜀文化初论〉商榷》的论文以示对徐中舒的批评。稍后，缪钺将自己的《〈巴蜀文化初论〉商榷》一文收入到自己的学术论文集《读史存稿》，由此可知，缪钺是十分看重自己与徐中舒的学术争鸣的。徐中舒关于先秦古籍的研究细微出精，考辨得丝丝入扣。他撰写的《战国策的编写及有关苏秦诸问题》，考订张仪早于苏秦的结论为十年后的地下考古发掘所证实。徐中舒关于《左传》的研究，成为学术界一致接受的学术主张。
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祖，作为王国维亲炙弟子，徐中舒在中国历史学领域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成就学术声名的徐中舒在民国时期成果叠出，在共和国时期也是硕果累累。１９８０年，中国史学会在北京重建，八十二岁的徐中舒以很高的得票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在九十七岁的人生旅程里，徐中舒的《先秦史论稿》、《论巴蜀文化》、《甲骨文字典》等著作为中国历史学的科学体系化刻写了不朽的碑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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