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一位未发生应有作用的思想家。
这是六年前，我读完《顾准文集》后立刻涌出的想法。
可面对着好评如潮、赞誉蜂起，就有点迷惑：自己没把握顾准思想的基本脉络？或者，《顾准文集》出版曲折，还有更精彩篇章尚未收进去？当时就没敢贸然公开自己的想法。
六年时间过去了。
顾准遗作没有再发现，除了一部日记。日记我看了片断，曾见一文介绍，说其中多隐讳未见精彩云云，我也有同感。这是可想而知的，以顾准身份，在那个年代，又是写给自己看的日记，怎会有完整思想记下呢？而对顾准的评价，却是越来越高并逐渐定型，最极端的是认为，近代或上世纪最出色的思想家就只两位，鲁迅和顾准。可我看来看去，除当时的论定外并无什么新解。现在，集中赞誉的潮头已过已渐趋平歇，再来谈自己的看法，想必不会被误以为是故唱反调。
首先表明我对顾准的认识。
我认为：顾准是一个杰出的学者，如果从其所达到的思考深度来说，也算是个出色的思想家。这一点，我与其他赞誉者的评价，本质上没有不同，至多在程度上有所差异。
从《顾准文集》可知，顾准的学问涉及这样几个方面：经济学及会计学，古希腊罗马史，中国先秦思想，以及综合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经济学可看作顾准的本行。顾准虽不是科班出身，不曾放洋留学，学历只是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毕业，但他聪颖勤奋，在早年读会计学教会计学时已显出这方面才能，十九岁即出版了《银行会计》专著，以后又完成会计学著作多部，以至中国现代会计学创始人潘序伦欲将其视为传人。正由于有这样的专业知识，顾准以后参加革命、担任负责干部主要也就在经济财税部门，五十年代中期以“戴罪之身”到最高经济研究机构——经济研究所，自然也因为有如此专业知识和实际工作的背景。
顾准的经济学知识广博，见解高明，他很早就认识到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孙冶方五十年代提出价值规律问题就是得到了他的“提醒”。到七十年代，他已看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有别于马克思、列宁论断的新发展和新动向。
不过，单凭这些，顾准只是个出色的学者，谈不上思想家，连经济思想家都难说得上。学者与思想家的区别就在于：学者，即使是出色的学者，无论其学术研究达到怎样的水准，影响一般只限于专业领域；而对于思想家来说，无论其专长是什么，其影响一定是超越专业领域而广及于整个社会的。顾准的经济学思想以及会计学著作，其影响仅在专业圈子内，因此，决定顾准思想家地位的，就不是他的经济学知识和见解，而是其他。
顾准研究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历史，集中于古希腊罗马史和中国先秦思想，更有成就的是前者，有专著《希腊城邦制度》可证。将此书与《顾准文集》中其他相关文章联系起来看就清楚了，顾准许多思想都是经此研究得出的，他可说是“言必称希腊”，并时时处处与中国古史作比较研究，不但从中取材，而且由此立论。正如单行本“出版说明”所言，顾虽不是史学家，却取得了为人称道的成就，提出了引起史学界重视的见解。这些对照古希腊史提出的见解包括：亚细亚生产方式有别于西方的特殊，中国古代不曾发生过西方历史上的奴隶社会阶段，中国近代即便没有西方强行入侵也难以自然发展出资本主义等等。这些都是顾准另辟蹊径、推倒陈说而创的新解，令人耳目一新。以非史家身份而达到如此专业成就，顾准的探索精神和研究功力令人赞服。不过，这仍然是出色学者的工作，所以“重视”的也只是“史学界”专业人士。
真正使顾准达到思想家高度的工作，是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这其实是顾准所有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他的经济研究、中外古代史比较研究，都可统摄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之名下。
顾准非史家实在也无意成为史家，他之研究古希腊罗马史，是为追寻马克思主义的源头，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延伸和旁及，是为此所作的准备和铺垫。而顾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不是单纯的理论研究，他是“论从史出”派，持“古为今用”观，用他自己的话说：“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就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国社会实际的思想路线，顾准所有研究工作的指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的矛盾和正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社会实践中所发生的问题，这一切都是为了“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
只是在这里，顾准获得了极高的成就，使他真正达到了思想家的高度。他的深邃精细的分析，明确锋利的批判，撇开末节，直达其要害之处，发人深省，自己大彻大悟后也令人大彻大悟。他明确指明了传统经典的唯理论和目的论性质，指明了唯理论、目的论的虚妄和偏执，指明了终极目标的不必，寻求真理可靠的唯有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经验主义等等，凡此种种，也就在思想路线上为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规划了方向。方向在哪里？那就是：从理想主义转向经验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当下，那就是从传统的教条主义转向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和统一。
遗憾的是，顾准思考发生在１９７３、１９７４年，可其思想为公众所全面了解，却已是二十年以后了。
这二十年间，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剧变，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推进市场化制度，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思想理论方面的探索也在不断深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虽不能胡乱夸张一天等于二十年，但二十年确是一整个历史时期了。间隔如此长的一个时间差，当顾准思想为我们所全面了解时，不知该庆幸还是悲哀，顾准思想对我们，却已不新鲜了。不新鲜，不在顾准的经济学、古代史研究，而在顾准最重要的理论贡献，那就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思想。
这里的“我们”，是指我以及周围朋友，是指或多或少在从事理论研究、读点书写点文章的或学者或文人。
为何不新鲜？二十年的时间差。
一种思想、一种理论，从思想家个人的发明发现，历二十年时间才公之于众，未必不新鲜，但对顾准思想而言，确是事实。因为顾准的问题，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面对、都在试图解决的问题；因为在这期间，我们已从其他途径了解、认识和掌握了不是来自顾准的“顾准思想”，实事求是地说，我们通过学习研究探索以及亲身的社会实践，自我经历并完成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思想过渡。
二十年时间，事情太多，学习的东西也太多，无必要详细谈，一一对照也太烦琐，我仅就记忆所及，以个人经验为限，随便举一些书名（限于理论学术）吧，这也许可大略窥见如我辈人的思想发展线索。
七十年代末读的是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八十年代初眼界开阔，读到了苏联改革的理论。随着国门逐步打开，西方学术理论著作大量译进，眼界由此大开。萨缪尔森《经济学》、科尔内《短缺经济学》使人想到了经济之后的更深层问题。国内“文化热”以及国内学人哲学探索著作的风行，已是八十年代后期的事。在我个人，此前读了一本台湾出的哈耶克《走向奴役之路》，虽然国内在六十年代就有译本，但那是供高级干部少数人所用，一般人是闻所未闻。台湾译本不太好读，但当时的阅读冲动至今仍留有深刻印象。为此，近年出的中国社科院出版社译本也买来再读过。因哈的台湾译本关系，当时又找来哈耶克访台时要求见面的殷海光的书来读。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在我看来是最全面深刻论述中国文化的著作，若不管什么原创性，让我举一百年来中国最好的思想家和理论著作，我举殷海光和《中国文化的展望》。当年我尽所能地将殷海光的著作文章都搜罗来通读，包括他的逻辑学，包括他早年在内地时撰写的各类文章。再以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就读波普尔了，读他的科学方法论，读他的《历史决定论的破产》。波的《开放社会的敌人》却迟迟不见译进，最终山西高教出版社总算译了，却只有一部，全译本是直到前几年才由中国社科院出版社译出。波普尔其实并没多少原创性，他的证伪说只是休谟归纳法问题的肯定式表达。这样，由波普尔我再回到以前读过的莱辛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再由此回到更远的培根、洛克和休谟，回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逻辑经验主义那里。要知道，在许多科学哲学家眼里，黑格尔是头脑不清、表达混乱的，几乎不值得予以认真评论的……
这段回顾可能已经过长，但决不算是概括完全的，实在说，在我同辈人中，谁当时没有读过几十上百本呢？我算是读得少的。这段回顾只是为了说明，我们这些人的思想发展其来有自；是为了证明，不说其他，仅仅读过了这些书，再稍稍动过脑筋的人，再读顾准，顾准思想还可能是新鲜的吗？
这里，再提出一个“不新鲜”的佐证。
王元化在为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是《顾准文集》的后半部分，也是最集中体现顾准思想的文章结集，《顾准文集》在内地公开出版前两年，此书曾在香港单独出版过，可惜内地一般读者不知道）所写的序中有这样一段话：“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
王元化是严谨的学者，他这个“十年”差距不是随便说说的。《顾准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与其弟陈敏之的通信，时间是１９７３、１９７４年。十年之差，那么，王元化达到顾准的思想水准也就是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年。王元化的序写在１９８９年２月，“十年”之后的又五六年过去了，王元化早已达到了顾准当年的思想水平，认识到“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必要和可能了。
因此之故，王元化在序文的第二段如此写道：“如果要我勾勒一下我从本书得到的教益，我想举出下面一些题目是我最感兴趣的。这就是作者对希腊文明和中国史官文化的比较研究；对中世纪骑士文明起着怎样作用的探讨；对宗教给予社会与文化的影响的剖析；对奴隶制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阐发；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与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对先秦学术的概述等等。”
这都是些什么问题呢？学术问题，所以叫作“题目”。即使是“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与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在王元化此时看来，也只限于“题目”的意义而与其余学术问题并列。王元化认为《顾准文集》是“近年来我所读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可读出的，只是它的学术价值。
为什么不具体阐发一下顾准思想？
我想，这不是出于谨慎或是其他，而是顾准思想的核心问题在王元化此时，已不成其为问题矣！
王元化晚顾准思想十年，我们，就假以十五年时间吧，那在八十年代末也就达到了顾准的思想所探索过的境界了。而且，更不能忘掉的是，我们已置身于一个与顾准生前完全不同的时代环境之中。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讨论后，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实际已开始“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进程了。
不新鲜，当然并不减少我们对于顾准的赞佩，不会减弱我们对于顾准思想的评价。不新鲜，在于顾准思想被埋没耽搁了二十年，才得以被我们知晓。若换一个方向往回想，二十年之前，在大多数人还在迷信迷惘、少数先觉者刚在思考探索，而顾准却已经独力完成了顾准思想。
这里，再引两段王元化的序中话：“他的这些笔记是在十年浩劫的那些黑暗日子里写的，没有鼓励，没有关心，也没有写作的起码权利和条件，也许今天写出来，明天就会湮没无闻，甚至招来横祸。这是怎样的毅力！”“本书作者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大概也是一样，对个人的浮沉荣辱已毫无牵挂，所以才超脱于地位、名誉、个人幸福之外，好像吐丝至死的蚕，烧燃成灰的烛一样，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义无反顾，至死方休。”
这说明，顾准能完成顾准思想，达到如此境界，不仅在于他的高明眼光和卓越见识，还在于他的高尚品质和人格，在于他的崇高理想，在于他所崇奉的马克思式的“为人类服务”的高远理想。这我们就不仅是钦佩，而且要加以深深的敬重了。可钦佩敬重之余，却是无尽的痛惜和遗憾。
痛惜的是，顾准过早地离开人世，与他在恶劣环境下长时期不懈工作以至身患绝症，应不无关系吧？遗憾的是，顾准付出如此代价所完成的卓越思想，却不曾发生本应发生的历史作用。
今天，许多人对顾准的高尚人格和独立研究精神加以很高的赞誉，这无疑是应该的。但这仍然不会改变顾准思想没发生应有作用的事实。对一个思想家而言，最重要的，是看其思想的独创性和所发生的社会作用，其他都是余事。顾准不是一个未完成自己工作的思想家，也不是让人惋惜的早夭天才，而是已成型的杰出思想家，可却是个被埋没了二十年、因而多少失去了时效的思想家。可以设想，如果顾准的思想能及时为社会所认识，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那可省却以后多少人的暗中摸索？用时间量化的话，至少可提前五年开始我们的思想解放。
真令人要仰天长叹，顾准思想本该发生振聋发聩的作用，事实上却没有发生；其“先知”般的思想没有对社会发生应有的巨大作用。这岂止是顾准本人的不幸，更是我们社会的损失！
一位年轻朋友对我这番见解持有异议。他认为，顾准思想对他们有着很大的启迪，他们就是读《顾准文集》才懂得“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因此就仍然是新鲜的。不新鲜即便对我们这辈人是事实，在他们则未必，言下之意，我这番见解实是多余。
有年龄差距，再加以个别交谈，我无法比如说像上面那样给他列书单，我知道列了他也不会读，可能也没必要读。我只能试着给他打比方：
首先，未发生应有作用的说法取的是进行时态，说的是一个过程。当人们处于迷雾之中，在努力寻求一条前行的路途时，有人发现了，树起了一个灯塔，可发出的光却遮没不彰，大家看不见。当以后各种光线开始从四处发射，已能照见前行的路时，大家这才发现（不是它照亮众人寻路，反是众人要去发现它），路口原来已树立有一个灯塔。先行者未曾依靠此灯塔行路，后来人自然也不必依靠此灯塔，但当然也不妨借助此灯塔指引前行。
其次，世上的道理真正原创性的极少，大多是处于交叉、融合、包含以及不断完善和集成的状态，虽然要追根溯源还是可一一道明其来源和出处，但除非研究者，一般人不会有兴趣也没必要这么做。今天学习物理学，不必去分辨哪些来自亚里士多德，哪些来自牛顿，只管随便取一本后人编撰完全的物理学教科书，都可入门。
我不喜欢讲道理时用比喻，可对这位年轻朋友，我只能用比喻，不知他是否能多少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不过，我想，不用这些比喻，管它什么原创还是融合、新鲜还是集成、二十年不二十年，统统抛开这一切，现在许多人读顾准，并因读顾准而发生了观念变化、思想革命，这不就是大好事！这不就是思想对现实的功用！顾准地下有知，应可弥补一点遗憾，感到欣慰的吧！
对顾准和顾准思想，我们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研究，只要这些角度是不虚妄、有意义的。就我本人而言，我最感兴趣的还是顾准的思想历程，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心路历程，随个人遭遇变化而发生的具体的思想和情感的发展过程。
顾准不是单纯的书生，不是一个行践所谓人文关怀的纯粹知识分子，现在年轻一辈学人动辄将他与陈寅恪甚至胡适放在一起论列，这实在是不懂得顾准这一类人。顾准自己不会想到、也决不会同意这种比附的。
顾准是一个老革命，是以低级知识分子身份投身于“理想”且有过多年实际经历的老革命，像他这样经历的，在共产党领导层内是具典型意义的。这我们只要看看新中国建立以后，担任党内和政府各级部门负责人的出身，就可明了。从第一代到第二代，除了极少数农工出身的，可说大多是这些小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干部在各级领导的位置上。顾准在资历上属于第二代，地位上属第二层级，新中国建立之初，他即出任中国最大经济金融中心——上海市的财政税务局局长，地位不可谓不高，权势不可谓不重，如其在这条道上顺利走下去，日后拔擢为中央政府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应是可待之事。然而，由于政策见解与上不合，顾准不久就被排除出权力岗位，几经转折，最终以戴罪之身走上了“下野即读书”的求学求真之路。
革命革了几十年，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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