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伊·麦德维杰夫?Рой Медведев?在苏联时期是持不同政见者，戈尔巴乔夫解放了他。但是，在经历了二十世纪最后十余年的改革之后，他又成了新政权的“持不同政见者”，出版于１９９８年的《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０年中文版），鲜明地表现了他的民主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立场。
像麦德维杰夫这样的人之所以对俄罗斯能否搞资本主义提出疑问，当然不会是出于某种先验的立场，而是经验和事实。１９９７年底的一份调查报告提供了如下指标：
在俄罗斯公民中，６％的人信任国家政权，２％的人怀有感激之情，２％的人认为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活动是成功的，１％的人认为国家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是成功的，６２％的人认为政府没有在任何一个领域内获得成功（俄罗斯“地区”股份公司情报分析中心资料），俄罗斯人称国家的状况是“开放的社会——空空的钱包”。
产生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俄罗斯独特的文化进行过激的批判、否定是其中之一，从而使文化对改革形成了制约。
当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功地主宰了全球化（现代化）的历史方向时，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这样的倾向：经过一段探索而遭受挫折以后，总会有一批人来力主以西化的方式进行改革，他们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于是，本土的基本国情、文化传统被看成是改革的阻力，只有大刀阔斧地实行全盘西化才能创造出现代化的奇迹。
在俄罗斯，苏联解体、共产党解散以后，资本主义成了必然的选择。但是，持这种主张的的官员——往往出身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官员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们把资本主义当成了没有历史积累、不需要文化支撑的数学公式，以为一抓就灵。
例如，叶利钦时代担任过总理的盖达尔，代表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政治理念，他完全按照来自于西方的“专家”的指令办事，推行所谓“休克疗法”，试图一步到位地使俄罗斯成为西式资本主义大国。盖氏手下一位担任过部长的官员阿文就宣布：“不存在特殊的国家，根据经济学家的观点，既然是经济，它就是具有本身规律的一门科学，在经济稳定化这一方面，所有国家都是一样。”（俄罗期《独立报》，１９９２年２月２７日）他们把西方的经济学观点当成了自然科学公理，因此，盖氏本人获得了“芝加哥男孩”的美称。
当然，自由派知识分子们早在出山以前，就一直在为选择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而奋斗。历史学博士阿纳托利·乌特金就这样说过：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国家解体前就信奉了“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的准则，而“那种所谓‘正常’只不过是‘向西方看齐、认同西方民主社会的标准、生活水平及品格水平’的同义词而已”，“选择美国、瑞典、瑞士或德国作为‘正常’的标竿，也凸现了知识界的思维贫乏。知识分子丢掉了贯穿我国历史的主线，拼命地去揭发不正常现象——似乎种种历史精神特点的积累不是我们曾经被称为苏联人民的历史和文明的基础。”（《独立报增刊》，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７日）。
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９日，田汉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和平代表团，出席在巴黎举办的世界和平大会。由于法国当局只给部分代表签发入境签证，包括田汉在内的各国受阻代表于４月２１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国民议会会场，与巴黎同时举行会议。４月２５日会议结束后，中国代表团赴苏联访问。这是代表团中除郭沫若之外的大多数人第一次与社会主义制度正面接触，其间自然免不了有些隔膜和碰撞。最值得的一提的，是发生在洪深身上的一段小插曲：对于担任团长的郭沫若，苏联方面安排他一个人住一个大套间，其他的团员却是两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憨直倔犟的洪老夫子，怎么也想不通社会主义还要分出个三六九等，失望窝火之余，演戏般扬言要从楼上跳下去，搞得郭沫若等人神经紧张了好几天。直到乘火车离开苏联临近国境线时，恢复了幽默感的郭沫若才给洪深开了句玩笑：“你现在还可以跳下去”。洪深则答之以“我不跳了，你奈我何？?”
１９４９年８月，北平城开始进行戏改运动，在禁戏改戏的同时还组织了针对戏曲艺人的思想改造运动，也就是田汉一直引为己任的“招魂运动”与“效忠运动”。已经到过苏联的剧协主席田汉，在北平戏曲界第一期讲习班上，依然在半真半假地编造着异国天堂的浪漫神话来自欺欺人：
“苏联青年剧作家西蒙诺夫的某一作品，全国有五百戏院上演，单只莫斯科就有五家上演他的戏，他上演收入之多可想。作家如此，演员亦然。他们中的杰出的为人民服务的，被称为人民艺术家。有一位演员自己有别墅、有汽车、还有飞机，他们每年演三五个月戏，到了寒暑假由国家帮助避暑避寒，这样的幸福，已经在等待我们的剧作家和演员，听说有些愚蠢的朋友还在害怕蒋介石会回来，因而对于改革旧剧不起劲，甚至妨害别人的改革工作，我们还是做蒋介石这奴才的奴才的奴才呢，还是做人民艺术家呢，该做个选择了。”
当时苏联的实际情况是，除极个别受到斯大林恩宠的艺术家在精神恐怖中过着人间天堂般的奢侈生活外，绝大多数的艺术家所面临的却是随时随地被阉割灵魂直至被消灭肉体的残酷现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田汉这种自欺欺人的天堂美梦，早在１９３０年３月２日左联成立时，就已经被鲁迅拆穿过——“举例说，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鲁迅讲这段话时田汉也在场，若干年过去，一直在抢占精神制高点的田汉竟然毫无长进，也算是咄咄
怪事。
看来，中国人真该感到庆幸的是，中国的改革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１９８６年，邓小平在肯定经济建设的成就时，提出一个著名论断：“但如果风气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５４页）这就是俄罗斯人所认识到的，一个“仅仅按照经济合理性的规律生活”的国家，“世界上谁也不会需要它”——因为它建立的不是人性化的社会。没有文化目标的改革，最后势必失败在文化之缺乏上。
其实，那位美籍政治学家伊戈尔·叶非莫夫在对市场神话泼冷水时，就警告过人们：“世界上还有比经济更重要的东西。这个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要素的名称，就是文化的成熟性……这里讲的是建设人的共同体的文化。而它是缓慢地成熟的。如果某个社会选择了太大的、自己力不能及的速度，它就会从内部爆炸，正如繁华的黎巴嫩遭到爆炸，和奔向工业化的伊朗遭到爆炸一样。”（《独立报》，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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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文明时代的今天，文化之缺乏也是相对而言的。在西化式的改革中，俄罗斯失去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又未能形成新的进步文化观念，但俄罗斯并未绝对地成为文化空白。后现代式的商业文化——文化工业大行其道，电视成为缓解居民不满情绪的最有效的缓冲器。“肥皂剧”、侦探剧、武打剧、色情剧、还有体育和新闻，它们以虚拟的形式排除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难题。以至于在困难的１９９７年，莫斯科民众在回答“最近几个月最注意的是什么事”这个问题时，４８．９％的人说是戴安娜王妃之死，高于对卢布改值的注意。
这种事实同样证明了文化对改革的制约：后现代主义的颠覆性、消解性、平面化，救了面临危机的“改革者”的命，这使得盖达尔在回答电视主持人的问题“如果您现在不是坐公务小轿车而是坐公共汽车来到汽车站的人群中，您会对他们说些什么”时，毫不犹豫地说“我会对英勇的俄罗斯人们说谢谢，感谢他们支持我的改革”。
准确地说，盖达尔应该感谢电视节目这一缓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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