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伊·麦德维杰夫在苏联时期是持不同政见者，戈尔巴乔夫解放了他。但是，在经历了二十世纪最后十余年的改革之后，他又成了新政权的“持不同政见者”，出版于1998年的《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新华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鲜明地表现了他的民主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立场。
像麦德维杰夫这样的人之所以对俄罗斯能否搞资本主义提出疑问，当然不会是出于某种先验的立场，而是经验和事实。1997年底的一份调查报告提供了如下指标：
在俄罗斯公民中，6％的人信任国家政权，2％的人怀有感激之情，2％的人认为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活动是成功的，1％的人认为国家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是成功的，62％的人认为政府没有在任何一个领域内获得成功(俄罗斯“地区”股份公司情报分析中心资料)，俄罗斯人称国家的状况是“开放的社会——空空的钱包”。
产生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俄罗斯独特的文化进行过激的批判、否定是其中之一，从而使文化对改革形成了制约。
当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功地主宰了全球化(现代化)的历史方向时，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这样的倾向：经过一段探索而遭受挫折以后，总会有一批人来力主以西化的方式进行改革，他们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于是，本土的基本国情、文化传统被看成是改革的阻力，只有大刀阔斧地实行全盘西化才能创造出现代化的奇迹。
在俄罗斯，苏联解体、共产党解散以后，资本主义成了必然的选择。但是，持这种主张的的官员——往往出身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官员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们把资本主义当成了没有历史积累、不需要文化支撑的数学公式，以为一抓就灵。
例如，叶利钦时代担任过总理的盖达尔，代表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政治理念，他完全按照来自于西方的“专家”的指令办事，推行所谓“休克疗法”，试图一步到位地使俄罗斯成为西式资本主义大国。盖氏手下一位担任过部长的官员阿文就宣布：“不存在特殊的国家，根据经济学家的观点，既然是经济，它就是具有本身规律的一门科学，在经济稳定化这一方面，所有国家都是一样。”(俄罗斯《独立报》，1992年2月27日)他们把西方的经济学观点当成了自然科学公理，盖氏本人获得了“芝加哥男孩”的美称。
当然，自由派知识分子们早在出山以前，就一直在为选择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而奋斗。历史学博士阿纳托利·乌特金就这样说过：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国家解体前就信奉了“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的准则，而“那种所谓‘正常’只不过是‘向西方看齐、认同西方民主社会的标准、生活水平及品格水平’的同义词而已”，“选择美国、瑞典、瑞士或德国作为‘正常’的标竿，也凸现了知识界的思维贫乏。知识分子丢掉了贯穿我国历史的主线，拼命地去揭发不正常现象——似乎种种历史精神特点的积累不是我们曾经被称为苏联人民的历史和文明的基础。”(《独立报增刊》，1997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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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只要使传统思想及文化观念在人们身上成为公认的罪恶感，人人都与传统决裂，市场经济这一数学公式就会给俄罗斯带来幸福。对此，当时也有人，如美籍政治学家伊戈·叶非莫夫，就指出这是乌托邦主义，是一种虚构：
在俄罗斯，在经过七十年的最无情的经济与政治压迫之后，成了神话般好心的人民，他们会平静地去排长队，随心所欲地为自己选择所喜欢的东西：有的选磨坊，有的选小飞机场，有的选奥斯坦基诺电视塔，有的选铁路，有的还选原子能反应堆。所有的人将开始友好与和平地交易和劳动，使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都赞羡不已，在那些地方不知为什么至今还在为暴动、罢工、剥削、凶杀、没收、危机、通货膨胀、破产、饥饿而震撼。(《独立报》，1991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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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在经过“休克疗法”之后，“暴动、罢工、剥削、凶杀、没收、危机、通货膨胀、破产、饥饿”就出现了，不过可不是发生在别人头上，恰恰就发生在俄罗斯头上，俄罗斯人只有对别人“赞羡不已”的份儿。统计资料表明，1993年俄罗斯国内总产值减少了12.5％，国民收入减少14％，工业生产下降25％，农业生产下降5.5％，月平均通货膨胀率达16％。与此同时，犯罪率直线上升，1993—1995年三年中，死于犯罪分子之手的人数达10万，35万人受重伤，500万人被洗劫一空。
在民众的灾难面前，形形色色的富人们却在安然享受着“改革”的好处，帕姆菲洛娃?曾任俄罗斯居民社会保障部长?在刊物上说，“同现今的贪污舞弊相比，过去的?指苏联时期——引者?只是小儿科而已……在日益贫困化的情况下，那些官官相护的贪污受贿的官僚们却肥得流油和享尽人间欢乐。”(俄罗斯《证据和事实》，199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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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观念上说，俄罗斯的现状就在于“改革家”们在接受了西式市场经济公式时，仓促地砍掉了传统文化精神而又没有及时提出符合人性标准的新文化理念，国家和个人都失去了灵魂，成了不择手段地敛聚金钱的工具。麦德维杰夫在分析大规模的社会犯罪现象时就认为，在这种缺乏新的文化建构的改革中，“以往的价值和权威贬值了，新的价值和权威却并未随之产生。新的理想还没有形成，而对多数人来说从前的理想却已经丧失殆尽。犯罪行为道路上的道德障碍消失了。大量的人都卷入了犯罪”，因此，“笔者不由自主不得不同意有人为俄国资本主义下的一个定义：这就是‘民主政权加全国犯罪化’”。
面对此状，有识之士开始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批评，如哲学家瓦季姆·梅茹耶夫就在一次讨论会上指出，俄罗斯的改革者不幸是“一些不论在文化、宗教和历史方面同俄罗斯历史毫不相干的人物”，“对这些人来说，俄罗斯的命运不是他们自己的命运，他们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精神上的混乱。他们无论在文化素养上还是在其他品质方面，都不足以担当治国重任”。他们只会“按照那些即使在西方也早有争论的做法，来摧毁和断送这个巨大的、他们感到格格不入且又不了解的国家”。这位哲学家接着告诫道，“今天，重要的事情，是要懂得，俄罗斯这个伟大的国家并不是为了某种经济合理性而建立起来的。俄罗斯是作为一种伟大的文化和文明而存在的”，“仅仅按照经济合理性的规律生活的俄罗斯，世界上谁也不会需要它，包括俄罗斯自己也不会需要它”。(《独立论坛报》，1997年1月16日)?
中国的改革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1986年邓小平在肯定经济建设的成就时，提出一个著名论断：“但如果风气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这就是俄罗斯人所认识到的，一个“仅仅按照经济合理性的规律生活”的国家，“世界上谁也不会需要它”，因为它建立的不是人性化的社会。没有文化目标的改革，最后势必失败在文化之缺乏上。
其实，伊戈尔·叶非莫夫在对市场神话泼冷水时，就警告过人们：“世界上还有比经济更重要的东西。这个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要素的名称，就是文化的成熟性……这里讲的是建设人的共同体的文化。而它是缓慢地成熟的。如果某个社会选择了太大的、自己力不能及的速度，它就会从内部爆炸，正如繁华的黎巴嫩遭到爆炸，和奔向工业化的伊朗遭到爆炸一样。”(《独立报》，1991年10月17日)?
当然，在文明时代的今天，文化之缺乏也是相对而言的。在西化式的改革中，俄罗斯失去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又未能形成新的进步文化观念，但俄罗斯并未绝对地成为文化空白。后现代式的商业文化——文化工业大行其道，电视成为缓解居民不满情绪的最有效的缓冲器。它们以虚拟的形式排除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难题。以至于在困难的1997年，莫斯科民众在回答“最近几个月最注意的是什么事”这个问题时，48.9％的人说是戴安娜王妃之死，高于对卢布改值的注意。
这种啼笑皆非的事实，同样证明了文化对改革的制约：后现代主义的颠覆性、消解性、平面化，救了面临危机的“改革者”的命，这使得盖达尔在回答电视主持人的问题“如果您现在不是坐公务小轿车而是坐公共汽车来到汽车站的人群中，您会对他们说些什么？”时，毫不犹豫地说：“我会对英勇的俄罗斯人们说谢谢，感谢他们支持我的改革”。
准确地说，盖达尔应该感谢电视节目这一缓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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