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么严肃这么严重的一个话题，有点吓人；曾自问是否太过敏感、太苛求、太不外交太不绅士？要知道现在的学术家批评家尤其是高级别的专家，早已放弃这样指名道姓的直截了当的批评方式。然而，我不必也不想去宛转曲折，实在是因为这本书所讲所说很严肃很严重，必须还以同样的态度，才是对它的重视。更何况不是我们要挑起争端，而是这本书已经从内部向我们“挑战”了；故此本文重在“看”，摘示出来让大家看看，事实就是如此 ……
《东亚同文书院 大旅行研究》（以下简称：《东亚同文书院》）是上海书店出版社在２００１年１月出版发行的。我是在半年后纪念“八·一五”战胜日本法西斯五十六周年和“九·一八事变”七十周年的日子里，在国家图书馆的书架上看到它的。仔细阅读过后，我实在是感到惊讶！虽然我知道日本右翼思潮的书籍早已登陆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日本文库，可那毕竟是日本原版赠送交换的几本，属于国家间的正常文化学术交流。而这本日本人写的书，不用母语而用汉语，不是在日本而是在中国，由中国出版社为之出版，不是几本而是３０００本！
据这本书介绍，作者薄井由是一位从１６岁起就长期在我国留学，出书时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日本青年学者，这本书本来是她的学位论文。一位日本学者跑到中国来研究日本，来研究其大量历史资料早都收藏在日本，且１９４５年后就迁回日本的一所日本学校，不辞劳苦地又到回日本去收集资料，再回中国的大学来作文章?本身就是很少见很奇怪的事情。（中国人也曾跑到日本去研究敦煌，那是因为日本人弄去了许多中国的敦煌文献。）
《东亚同文书院》这本书的内容分为三部分：前言和引言部分、大旅行研究部分、对大旅行的评价部分。其中最令我们奇怪的是序、前言和引言以及评价部分。作者在表示了令我们不能苟同的观点、动机和目的之外，更像是夹带着私货，实在值得我们怀疑。
这样一本书选择在今年出版，大概还有东亚同文书院百年纪念的意思。它在这样一个敏感年份登陆中国，令人怀疑是从内部钻了我们的空子。
所谓东亚同文书院后来也称东亚同文学校，是日本上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开办的培养日本专门人才的日本学校，于１９００年５月在中国南京成立（当时称南京同文书院）。同年８月迁移至上海，１９０１年８月改称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直到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投降而解散。一个国家把自己的专业学校（不是中小学基础教育）开办到别国，本身就是世界上鲜有的历史现象，是世界强权政治的产物。更何况该校在四十多年里在华培养的四千九百多名日本学生，大多数进入日本外交界、新闻界、实业界和金融界（少数进入学术界）成为军国主义国家机器的专门人才；在战争期间，一些人还直接走上了侵略战场。
东亚同文书院的创始人荒尾精，是日本最早的侵华间谍机关汉口“乐善堂”的创始人，是日本侵华间谍的鼻祖，由他一手在上海建立的日清贸易研究所是日本最早的侵华经济情报机关和间谍学校。
东亚同文书院的第一任院长根津一，是乐善堂的老牌间谍、日清贸易研究所的首任所长，直接参加了甲午战争的策划并参战。以他为首的几乎全部日清研究所的人员都走上了侵华战争的战场。就是这样一位侵华元凶充任同文书院的首任院长时，在“兴学要旨”中把中国列为日本的保护国。根津一从担任日清贸易研究所所长到同文书院院长，前后长达三十年。
从公开的表现看，东亚同文学校在校内的教育方式与别的任何学校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唯其校外的教育方式即“大旅行”——长期组织每届学生在中国各地“大旅行”，走遍中国深入腹地，并撰写调查报告，是其最大的特点，在世界教育史上也独具特色。历年大旅行所积累形成的对中国各地情况的调查报告——“大旅行报告书”，成为该校一项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资料无疑会成为日中两国都会重视的宝贵历史文献。“大旅行研究”的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如果从纯学术出发，本无可非议。关键是要看是不是尊重事实，抱着什么动机和目的，以及作出什么样的结论。
东亚同文学校在中国存在了很长时间，但是现在中国许多人并不知道。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舆论长期以来并没有把它认定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直接的侵略工具。虽然如此，鉴于东亚同文书院建立的背景和长期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尤其创始人和大量毕业生直接参与了侵华活动，甚至在几次侵华战争中直接走上战场的事实，无论到何时，也不应当给它多高的评价。
虽然“大旅行报告书”很重要，但毕竟只是东亚同文书院历史的一角，对于判断其性质来说没有什么重大的不可解之谜；虽然它的资料很宝贵，但如果抱着为东亚同文书院恢复名誉的目的去研究，恐怕只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昭然若揭，因为这本书已经讲得很清楚，请看最后的“结语·对大旅行的评价”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改变了一切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如上所说的看法就成了日本学术界的主流，不但同文书院，就连他们的成绩，如出版过的书籍都一下子变得无人理睬了。然而评价一个事情、事物，必须要考虑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东亚同文书院四十多年不间断地举行大旅行。……而且他们还能把这些旅行的成果——调查报告书汇集后出版了《支那经济全书》、《支那省别全志》等不少书籍……受到有关单位、部门、公司、学者的称赞和高度评价。……去大旅行最主要的目的绝不是侦察对自己国家有利的事物，也不是完成调查项目，而是年轻人特有的浪漫，对于大陆、历史、冒险、艰难的憧憬。
实际上，调查报告书每年一本都交给参谋本部和外务省，也有可能在军事上被利用，但我已经阅读了目前我所能看到的有关东亚同文书院的全部材料，并采访了几位毕业生。我确信东亚同文书院是很纯粹的教育机关……也正因为书院的影响力大，经过战争发生、结束等世态变化，最后成为众矢之的。如果有人说东亚同文书院是个培养奸细的日军走狗似的机关，那么可以说当时在日本没有正当的教育机关存在。被批判的不是被日军利用了的学校，而应是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国家。
现在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的功绩已被埋没在批判之中，我感到非常遗憾。再过几年就到二十一世纪了，我们可以更公平地、更正确地、更客观地重新评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及大旅行成果的集大成调查报告书等史料。
不难看出作者写作本书的动机和目的，一是认为东亚同文书院被说成“是个培养奸细的日军走狗似的机关”，因此“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的功绩已被埋没在批判之中”；二是要“更公平地、更正确地、更客观地重新评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及大旅行成果的集大成调查报告书等史料。”
且不说上述文字的自相矛盾和逻辑混乱，因为篇幅有限，这里只想提醒此书作者：你阅读研究了收藏在日本的大量的大旅行报告书，你该知道其中１９３９年那本是叫《靖亚行》吧？作为历史学者你该知道，明治天皇的“教育赦语”是什么？你该知道战时日本“一亿人的昭和”、“一亿人的玉碎”这样的国家口号以及“大东亚共荣圈”这样的国家目标？在军国主义的国家机器控制下，许多学者、作家、记者被驱赶上侵略中国的战场，当时日本有几个文人不是为大东亚圣战摇旗呐喊？甚至家庭妇女人人去缝“千人针”，中小学生都要进行军国主义的“裸体操运动”，何有“纯粹的教育机关”，何为“正当的教育机关”？
《东亚同文书院》挂名为大旅行研究，但在“引言”和“东亚同文书院的建立”部分里，离开大旅行研究说了很多，更像是夹带的私货；抛开历史的定评，“乐善堂”、荒尾精、根津一等等，都被她改变了味儿：
……１８７８年，在上海英国租界，岸田吟香开设了乐善堂分店，贩卖“精?水”（硫酸锌）眼药水……真正目的是所谓“中日经济提携”和“开发中国”。为了“振兴中日贸易”，在《横滨新报》上介绍上海经济情况，其中曾将有关中日贸易等方面的详细资料提交给日本政府。……出于对日本及亚洲未来的忧虑，痛感“中日提携”的必要，于是决定尽快培养人才，培养、帮助“胸怀大志”到大陆的年轻人。
荒尾精是明治维新以后开拓新的中日关系的先驱者……到上海后不久便认识了岸田吟香，并在其全力支持下，在汉口开设了乐善堂分店，表面上是贩卖眼药、书籍及生活用品的商店，实际任务是调查中国国情，这个店从中国官府获得了大量情报，后来从中国各地聚集了三十多个日本人，以荒尾为盟主，从事有组织的调查活动。１８８８年汉口乐善堂的堂员们一起制定了下面几个活动方针：
第一，为对付俄罗斯利用西伯利亚铁道将其势力扩张到中国东北，而谋求防卫对策。第二，清朝已腐败，以我国为敌国，不理解“共同防卫”的大义。我们需要帮助汉民族及其革命运动，在以后的十年中断然进行中国改造，实现“中日提携”。第三，为了培养人才，在上海设立学校。第四，为了防卫俄罗斯东侵，派遣浦敬一敦促伊犁将军刘锦棠发兵。
１８８９年，荒尾回国以后……写了长篇报告，向参谋本部提供了中国的详细情况。……最后具体提出了对清贸易振兴方案，主张设立“日清贸易商会。”
１８９０年荒尾精在上海设立了日清贸易研究所……根津一也热情协作。根津一，…… １８７９年考入陆军炮兵科。后来认识荒尾精，两个人马上意气相投成了终身朋友。……１８９２年他编纂发行了《清国通商总览》，提高了研究所的声望。
作为历史学者，作者的上述文字，显然回避或遮掩了汉口乐善堂、荒尾精和根津一的严重的侵华间谍事实，等于拒绝了公认的历史评价。这里提醒一句：在日本所谓“指控为战犯”说法，也常常是玩弄语言文字游戏。作者显然“忘记了”近卫笃麾有一次广岛演说谈到了东亚同文会的宗旨：“日本人（与中国人）在同种之外，又系同文之民，且同奉孔孟之教，所以在双方交情之间，颇多便利，远非其他人种所可企及。固然，目前的中国，英则以长江一带为势力区域；德则据有胶州湾；俄略北清；法则谋据南清。但叶落归根，中国内部事业，必仍归同文同种的日本人之手，理极显见。……这就是东亚同文会所以要……在邦人之中，造就‘支那通’而作为第一着手的事业的原因啊。”
看过以上文字，有理由认为《东亚同文书院》的作者并非无知，而是明知而故犯，是借机在中国公开散布以否认侵略否认战争罪犯为特点的典型的右翼思潮。
与某些宣传日本军国主义右翼思潮的书籍软件偷渡中国不同，《东亚同文书院》登陆中国是公开的合法的，因此，读者容易接受这种错误的导向，错以为它的内容经过了审查是正确的，糊里糊涂地接受里面暗藏的私货。
此外，一位中国学者为《东亚同文书院》所作的“前言”也实在令人莫名其妙：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沐浴欧风美雨，迅速崛起，成为亚洲第一强国，甲午一役，老大中华被打得头破血流，脸面丢尽。此时日本一些人士认为中日同是亚洲国家，应该互相提携，共同对抗欧美。为了与中国真正合作，培养熟悉了解中国的青年一代，日本必须将大学办到中国来，只有让日本学生在中国学习，才能更好理解中国。这一想法的背后目的是什么，还应深入进行研究……
这就不免要令人怀疑，办这样的学校，到底抱着什么目的？如果不是间谍学校，如果不是中国正处于弱国的地位、有可能让这样一所学校办在自己的国土上吗？因此就一般人看来，东亚同文书院只能是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一所大学。但是要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用一篇硕士论文是不够的，必须有更专门更深入的研究……
要想研究东亚同文书院，恐怕不是一篇硕士论文所能完成的，即使是研究大旅行的详细情况也不是一篇硕士论文所能胜任的。……因为它在中日关系史上一个不能不说是重要的文化现象，……这种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更尤其是要对其下断语，这种深入细致的研究就更加必须。一切结论应该产生在它的结尾，而不是它的先头……
这位学者正是此书作者的导师，看得出这本书的选题和研究方向就是他指导出来的。这位先生最后还郑重其事地引用“一切结论应该产生在它的结尾，而不是它的先头”的名言，大概自以为说得很聪明，却浑然不觉其实已有先入之见；他或许都没有感觉到已经被这位学生打了一记耳光，因为这位学生的结论还没等研究完毕就已经先作出来了。请问：这一记能够打醒你吗？
关于这本以一个外国历史学者的身份，打出学术研究的招牌的书的伪装性和欺骗性，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
（《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日］薄井由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1月版，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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