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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研究的硕果

2001-12-10 09:32:00 来源:博览群书 张注洪 我有话说

北洋军阀集团的兴衰变化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一课题的研究却备受忽略和冷漠。来新夏教授独具卓识,建国初即开始研究,不顾各种非难和冷遇,先后撰写和主编《北洋军阀史略》(1957)、《北洋军阀史稿》(1983),编纂五巨册、三百余万字的资料书《北洋军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1987—1993年);从而填补了北洋军阀史研究和资料整理的空白和不足。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基本完满结题,但作者并不以此为满足,不顾年已古稀,亲自主持并相约其高足焦静宜、莫建来、张树勇、张本军等同力以赴,把《北洋军阀史稿》撰写成真正意义上的通史性著述——《北洋军阀史》。这本百万字的大型学术专著,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相当完整地阐述了北洋军阀的兴衰历程。它史料基础丰厚,理论分析深入,结构严密合理,文字表达清晰。在《史略》、《史稿》的基础上,对于北洋军阀史的史实、论断乃至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都有近一步开拓。今就粗读所及,略陈对《北洋军阀史》一书特点的几点浅见。
  
  第一,选用资料原始翔实,力求反映历史真实。来新夏教授早年进入史学研究,就十分重视史料的搜集和考辨。他一开始即从整理北洋军阀档案和阅读北洋军阀史籍入手,给错综复杂的派系关系理出了脉络,写出北洋军阀史研究的最早论述。当时所著北洋军阀“史略”和“史稿”二书,即以充分运用原始史料著称。此次他和其他作者撰写《北洋军阀史》是在编纂了大型《北洋军阀》史料之后继续进行的,所用史料更堪称广泛、深入、准确、精细。所谓“广泛”,是说该书不仅引用大量第一手、原始的档案资料,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北洋政府已刊未刊档案,还利用其他传记、专集、方志、笔记、汇编、报刊等各种不同类型的可靠资料,不仅利用《政治官报》、《政府公报》等中央政权资料,也利用地方、地区的奏稿、报告等;不仅利用袁世凯、张作霖、吴佩孚等重要人物的文集,也利用有关人物孙中山、黄兴、蔡锷等人的文集;不仅利用中国学者编纂的北洋军阀史料,也利用《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等国外学者编辑的史料;不仅利用解放前出版的《最近30年中国政治史》等有价值的著述,还利用建国后出版的大量北洋政府史料。所谓“深入”,是指作者利用说明深层次、关键问题的别人没有用过的新史料。比如袁世凯《养寿园奏议》清抄本,是袁世凯编练新军的文件汇编,是研究北洋军阀集团兴起、发展与形成的基本文献资料,作者不引用项城袁氏宗祠藏版本,而用1987年天津古籍出版社的全刊本。又比如张一?久居袁幕,参与机密,并与各派军阀均有交往,所著《心太平室集》及记述直皖战争之作,作者都将其作为重要参证,有助于对有关问题的了解。所谓“准确”,是指作者善于引用各种准确的史料或经过考证堪称准确的回忆录等资料。有的史料如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件”,一般都沿用王芸生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中的转述材料,本书作者则引用保存于台湾中央研究院所藏外交部档案北2024号原档的汉文本原件,当更为准确。而有些笔记杂著如《梦蕉亭杂记》、《世载堂杂忆》以及解放后的《文史资料选辑》所刊有关北洋政府回忆,经过考核查实后作者亦予引用。所谓“精细”,指作者运用史料做到精密细致。如作者从《白狼始末记》中引用白朗在甘肃洮州的布告中提出的七项政治主张时,指出这布告显然是经过删改的:其第一条的空白,是为“袁世凯”三字而讳。其七条有一说是袁世凯所加以攻击政敌岑春煊的。其署名“白狼”显非原署。然后作者始指出从中可略窥白朗反对袁世凯统治、希望建立新政府的政治主张。于此可见,本书具有相当广泛的史料来源,比较深入的内情了解,颇为准确的史实根据、反复考核的资料印证,这就足以保证它可以达到很高的学术质量。
  
  第二,论述观点正确得当,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具体史实出发,总结历史规律,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一,作者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考察。例如在论述北洋集团形成的原因时,作者认为当时清朝政府需要有一支能够保护和维护其统治权的军队,给北洋军阀的兴起创造了一个合法的土壤和条件。“这些历史需求从内部作为北洋军阀集团形成的背景条件,是形成的内因,也是主要的原因。”而外因则是列强侵华政策的变化;在二十世纪初期,“帝国主义一变初衷,开始物色代理人,并通过代理人攫取所需权益”,以袁世凯为首脑的北洋军阀军事政治集团适得其选,“这就是北洋军阀集团形成的外因”。考察内因固然重要,但也不能漠视某些历史人物的个人作用。因而作者认为“北洋军阀集团正是在一定历史要求下加上某些人物的个人作用而逐渐兴起、发展和壮大的”。这都是从当时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进行考察的。其二,作者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进行分析。作者着重考察北洋军阀集团以封建地主阶级为社会基础,对外卖国媚外、对内施行凶残酷虐统治的反动行径。论及直系军阀失败的主要原因,则指出“吴佩孚‘武力统一’政策违背民心,而曹锟贿选的罪恶行径以及直系大小军阀在地方上的种种罪行,更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奉系军阀正是利用了人民的反战情绪,加之直系腹背受敌、内部离心离德以及战略上的错误等原因,才暂时取得了胜利。近年个别研究者对劣迹昭彰但也有一些善举的军阀如袁世凯、吴佩孚和徐世昌等人,“不顾事实地随意夸大他们的功德或掩饰他们的罪责,”作者严正指出,这是“对历史一种不负责任的扭曲”。其三,作者对诸多复杂的历史现象作出辩证的分析。对北京政变在历史上的作用,指出“不过是军阀内部变乱而进行的一次倒戈活动,绝谈不上是一次革命,这从政变的结局又把早已下台的皖系军阀头目段祺瑞捧为北洋政府的首脑,就是一个绝好的说明”,但对此次政变的积极作用,还从另一方面指出,“它毕竟推翻了被全国人民唾弃的直系军阀曹、吴政权”,“对于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冯玉祥邀孙中山北上至京,扩大了孙中山与革命的影响”,“将溥仪驱逐出宫,从而铲除了复辟的祸根”,“国民军的建立对后来的北伐战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都是颇具见地的论述。其四,作者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例如作者对于北洋军阀集团对中国社会的破坏,给人民生活所造成的灾难,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惟命是从和丧权辱国等等,都作了充分的揭露,但对它在改革军制方面的成效,仍然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又如,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一般仅说到“至此,中国南北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作者则进而指出它“标志了蒋介石南京政府最终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尽管只是暂时的和形式上的?,同时也宣告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时期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结束”。凡此论述都反映了作者对北洋军阀史研究中若干重要问题的独到的分析。
  
  第三,整体结构严谨合理,形式内容堪称统一。首先,全书以《我和北洋军阀史研究》为序,阐明此书编辑宗旨和著述缘起。来新夏教授回顾了他从事这一研究的艰辛历程,娓娓道来,引人深思,正如他所说:“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漫长路途,别人看我似乎有点痴迷,而我则非常自慰地感到此生没有虚耗,因为我终于做了一件有益于他人的事。我的这一历程充满着坎坷艰难,《北洋军阀史》的告成,既为学术书林增植一株树木,也体现出一种人间的冲刷”。此中流露出一个全心致力学术始终不渝的学者的心路历程,也启示人们从他和学生们的劳作中寻求治学的奥秘。其次,全书以“绪论”阐明了编书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观点。作者集中讨论了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对象、划阶段问题、北洋军阀的定义、北洋军阀集团的特点和历史作用、五十年来的北洋军阀史研究、文献述略、未来的展望等。作者对军阀下的确切界定是:“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近代军阀是以一定军事力量为支柱,以一定地域为依托,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以封建关系为纽带,以帝国主义为奥援,参与各项政治、军事及社会活动,罔顾公义,而以只图私利为行使权力之目的之个人或集团”。作者还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阐明北洋军阀集团的特点:“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主要的社会基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为指导”;“割据称雄,拥兵争霸”;“各树派系,荣损与俱”;“纵横捭阖,制造政潮”;“卖国媚外,残民以逞”。第二,全书正是以“绪论”中的分期理论和基本观点进行北洋军阀的兴衰变化的阐述的。作者关于北洋军阀史的分期法不同于其他学者的分期法,而是别有创见,将1895年至1916年袁世凯自毙,过去习惯作为一个阶段,划分为两个阶段:即1895—1912年与1912—1916年。其理由是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应该作为划分北洋军阀史的界标,“北洋军阀正是以辛亥革命为契机,从而由一个军事集团一跃而为全国的政治军事集团,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军阀统治。”因此书中的分章则按以下阶段安排,即第一阶段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起到1912年初袁世凯获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止;第二阶段从1912年袁世凯获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起至1916年洪宪帝制失败、袁世凯自毙止;第三阶段从1916年袁世凯自毙后到1926年7月北伐开始前;第四阶段从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起到1928年12月张学良等宣布东北“易帜”止。这种科学的分期结构和与各阶段的相关史事相结合,全书的章节框架与所应涵盖的具体论述相结合,达到结构框架等形式与史事、论述等内容的统一。其四,全书还在附录中列有详尽的《大事年表》、《北洋军阀人物志》、《参考书目提要》,提供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参考。特别是《人物志》和《书目提要》是作者从所编的《二十世纪初的遗老遗少》(科学出版社1989版)和北洋军阀史料汇编中提炼而成的,有颇高的文献、史料和传记研究的价值。历史学科或专题研究的确立和发展,除了研究具有高质量的创新成果外,还应形成它相对独立的研究理论、史料研究、研究进程、研究方法,始可推动学科和专题研究进一步走向繁荣。可以说《北洋军阀史》以深厚的学术含量,为北洋军阀史的总体研究的深入发展及其研究体系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如果说《北洋军阀史》还有什么需要改进,那就是在揭示北洋军阀的兴衰变化时,对它给社会生产力带来的破坏和给劳动人民造成的苦难以及作为其军事政治活动指导的封建文化思想似还可做进一步的阐明。
  
  来新夏教授在“后记”中写道,希望他们的这一专著“能为从事这方面教学与科研的同道提供一种可资信赖的学术著述”,“能为广大读者奉献一种可以让他们耐心读下去的历史书籍”。这是多么恳切的期望和质朴的语言。《北洋军阀史》完全称得起是“可资信赖”的专著和值得“耐心读下去”的史书,而且可说是史学界同类史书中少有的范本。可惜目前学术界这样肯下功夫而又确具学术质量的史书仍嫌太少。愿《北洋军阀史》这本书的出版能给学界带来某些启示和起点先导作用,让更多更好的史学精品图书能够不断奉献给我们的读者。
  
  《北洋军阀史》上、下,来新夏等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精]95.00元,[平]8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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