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学衡》，对于吴宓先生，我所知不多，且未见过吴宓先生，没有专门研究，也不可能再来补课。不过，最近读了刘克敌同志的新著《花落春仍在——吴宓与〈学衡〉》——这部作者付出许多心血、颇具新意的书稿，深有感触，倒是这部书增加了我不少知识。过去对《学衡》，因受陈独秀、胡适、鲁迅诸位当时论争文章的影响，确实留下顽固、保守的印象。白话文取得主流地位之后，《学衡》便很快被人淡忘了，梅光迪、吴宓等《学衡》健将虽也在几所大学教书，却很少听到他们的消息和声音。除老一辈某些学人还知道他们，一般人已不知他们为谁了。吴宓恐更寂寞、凄苦。当然，提倡新文化、激进的陈独秀大起终也大落，胡适则曾同时受到两岸不同极端的指责、批判。在过去的上个世纪中，即使不同程度当过战士，而若多半仍带有学者气质、耿介自守者，在两个极端的互相攻伐中，处夹缝中均未有多少太平日子。也许自有定位，然一旦风浪袭来，即难免波及，而无法真正获得安宁。王国维、陈寅恪、吴宓，包括以后的冯友兰等，情况似大致相近。主客观干扰太多，静不下来，做不了更多学问，受不尽心情折磨，憔悴以终。
近年来读到过一些谈论《学衡》研究的文章，毕竟时代已有进步，对《学衡》当时的见解完全持否定调子的已经极少。《学衡》中某些见解也有建设性、可供借鉴考虑的一面。陈独秀倡导新文化，主张文学革命，支持白话文，当然对，而胡适也是主将之一。他们的主张受到不少攻击、质疑。对此，胡适毕竟学人气质较多，比较客观、温和，听得进不同意见，认为这样有益。他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表示“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而陈给他回信，却如此凌厉决绝：“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以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胡适当时以为陈独秀很武断，但是屈从了。四十多年之后，他回想此事，仍认为陈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别人的恶感，是很容易引起反对的”（见其《容忍与自由》），显见不以为然。虽然后来白话已成正宗了，陈独秀已有激进政治家作风，胡适则还保持自由学者风度。陈当时尚无禁人不言的权力，《学衡》诸人还是畅所欲言，非全是无理胡说。至于白话终成正宗，在理论上也因受到不同观点的影响而有些变化，成为正宗乃是经过质疑，形成合力的结果。胡适后来力辩提倡白话并不只起变换工具的作用，重要的是可以反对封建思想。诚然，有反封建、开民智的作用，但成了“正宗”的白话，不是仍然可以用来大肆宣扬封建迷信专制的思想吗？可见当时对白话文作用也有估计过高的地方。反封建的任务，远未因白话已成正宗，而可高枕无忧了。不能简单地理解问题。
在大变革的时代，一时的混乱失衡，容易造成激进的武断态势，例如以专制反专制，从这一极端反到另一极端，而矫枉过正便难免出现，这可以理解，却不能视为必然的真理，为长久之计。何为经，何为权，在孔子《论语》中早有悟解。处境不同，当权者与受压者，政治家与学者，往往有所不同。陈、胡诸位与《学衡》诸人有小异，但不同程度上都仍有学者气质，而在专制环境中，知识分子向往独立自由，从容论述，虽骨子里还是从良知、爱国出发，方法或异，却总还是受苦的多。进而趋奉，退而隐沦，均不可取，死更无益。孔子是决然还乡，授徒整理文化遗产，继续行仁。司马迁走的是含垢忍辱，完成其《史记》巨著，流传后世的道路，均未离本分，不失志士之风。
读克敌同志之书，感沧桑之变，距坦途尚远。有志研讨学人生命，应如何才得充分展现其价值，此书谈言微中，敏锐可喜。杂谈几句，无序之序而已。
（《花落春仍在——吴宓与〈学衡〉》，刘克敌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