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愈益深入，其评价且愈褒贬不一，甚至贬多于褒。有一种观点颇受一些研究者青睐，就是：辛亥革命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内乱，将原本安宁地生活于大一统皇权下的民众，推入军阀混战痛苦的深渊……因为我一直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也看了一些相关的专著及文章，感觉这种观点虽然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是，史实的依据不够扎实，因而其结论不够客观。这几年，我编辑的中国近代史方面的著作中，都有对于清末民初中国政治经济的深入研究，如美籍中国学者陈锦江的《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如常宗虎的《南通现代化：１８９５－１９３８》，等等。当有些学者步康有为的后尘，一味抱怨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搞乱了中国时，为什么他不注意这样一个现实，即清末的地方主义已经呈尾大不掉之势，由于清政府已是腐败不堪，以至于面对太平天国起义无能为力，而倚重地方势力，使之在经济上坐大，最终导致政治上的分崩离析……总之，辛亥革命应该是一个历史的选择，而不是源于某些人的过激行动。我还在思考这些问题时，编辑这部台湾学者胡春惠的《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对我的思考有了更深的启迪。本书所论者，前部分着重于民国建立前后地方主义的发展，而后部分，则为民国九年后联省自治运动。作者的主攻目标，不直接回答我所思考的问题，却有着触类旁通的意义，如作者指出：清代中期以前，中央对地方本以解款、协款制度，以支配各省财政之收支，能对各省财政实况完全明了，这与当初各省布政使司就财政职掌，直接对中央户部负责有其关系。太平天国之役以后，督抚成为一省之副王，布政使司之地位相形见绌，成为督抚之幕僚。所以一省之财政大权，不在布政使司而在督抚，加以用兵之际，随着筹饷练兵的事实需要，各省随时得自行增厘加捐，迨举办新政筹备自治以后，各省开支更大。清廷中央既不能帮助各省疏解困境，一任疆臣设法解决，于是盐税加价、鸦片收税、截留国税、滥铸铜元以及分别自行向外国借款，使地方财政愈行繁杂，而中央对省之情形愈形隔膜，控制之力便更趋消失。还有，清末自强运动以后新式工商业的兴起，有凝结地方势力作用，使地方士绅的力量，在地方政治中，有愈来愈突出的地位，其贡献虽不能与西方历史发展中的中产阶级相比，但因他们通常以省区以下的地方为其活动舞台，所以对清末以后地主义势力的形成，及民九联省自治运动的推展，甚至日后民意机构的建立，均有极明确的贡献。正是由于清末政治上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使国家的整合性遭到空前的破坏。特别是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治与财政关系，几乎全盘失却了其权威的控制力量。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表面上的突发性和孤立性，乃至造成各省脱离满清独立的重大动力中，就隐藏着长久以来地方主义对朝廷中央离心离德和间接的对抗因素在内。孙中山早在１９０５年同盟会成立之前，就与宋教仁等人表达了对满清覆灭之后，国家分崩离析的前途的忧虑。他说：“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结，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之乱。此时各国乘机干涉，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实际上，正是因为中央集权与地方势力的不可协调，而招致满清政府垮台的厄运，辛亥革命的成功，正体现了这个现实，如果革命不爆发，清政府就不名存实亡了吗？如果革命不爆发，地方主义与中央政府的对抗就会烟消云散吗？不从深刻的历史背景中去探索、去研究，历史的本来面目就难以清晰。
本书对于清末民初的地方主义、联省自治运动以及中国军阀的成因，都做了有益的探讨和研究，今天研究这些问题，当然可以做这样的推论，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去推翻满清政府，如果中国能出现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将会如何如何。这些对近代中国政治所带来的困扰是肯定存在的，但是，如果我们不仅把这种困扰，当成一个历史的往事，而把它看成是幅员广大的中国，在过去、现在、未来都要面对的一个实际问题，并给以合理的诠释，恐怕会更有意义。
?（《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胡春惠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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