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术译著再次成为出版界的热点，且多以丛书形式面市，方兴未艾，蔚为大观。其间瑕瑜互见，各有得失。笔者才疏学浅，涉猎有限，不拟对其作具体评述，只能就选题、策划等方面谈一些陋见。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无意求全责备，褒此抑彼，唯愿中华文化能吸收外来因子，汲取新鲜血液，获得再生与复兴，以期与学界、出版界同人共勉。
１、为什么不出全集？
学术界早就有疑问：商务为何不出一些西方大家的全集？实力不够，底气不足？商务可是百年老店，根深叶茂，积累有年，黑格尔、斯宾诺莎、卢梭、罗素等人的大部分著作商务都出过名家名译，以此为基础出全集应该没有多少困难，亚里士多德的全集已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齐，并获了国家图书奖，这一殊荣本该属于商务呀；不知正在运作中的《柏拉图全集》、《康德全集》最后是否能落户商务。
２、名著单行本
笔者曾撰文谈及，构成西方政治思想史基本框架的经典著作至今尚有相当一部分没有中译本（《博览群书》２００１年６期），其实不仅是政治学，其他学科又何尝不是如此？不错，西方古典名著的翻译应当慎重对待，在译本、译者的选择上都应严格要求，可过于谨慎（或者是门槛太高），迟迟不见尊容，是否也会产生负面作用（包括经济效益，比如休谟的《道德原则研究》、西塞罗的《国家篇·法律篇》都晚于其他出版社一步）？更何况这样也未必就能保证译作质量。
３、汉译名著
汉译名著无疑是商务最知名的品牌，也是中国出版界的骄傲，可就是这么一种大型译丛也不是尽善尽美，无可挑剔的。首先，有些并非是先出单行本再收入丛书的，而是首版即收入其中，这是否又有失谨慎？其次，单行本收入译丛时，以笔者所见少有作改动的，是否这些即使是出自名家之手的译作真的就没有问题？恐怕未必（曾有人撰文批评何兆武先生领衔翻译的《法国革命论》中有些句子不忍卒读）。如果单行本不加完善便收入，那么汇编说明中的有些话就只是说说而已了；再次，有些单行本确实由于存在问题而一直未被收入译丛，可多少年不见有更好的译本出现，比如曾经的关译《实践理性批判》；又，早先已经收入译丛的能否再出新译本收入其中？比如蓝译《纯粹理性批判》语近古奥，可否重译？还有，有些早年的单行本在收入时，前言是否真有保持原样的必要？为何不重新请学者撰写前言导论？另外，一以贯之的装帧设计自然有助于发挥品牌效应（相比之下，有些出版社对此就有些忽视），但也应该在保持原有风格的基础上作一些改进（最新一辑的装帧印制就给人很舒服的感觉）。
４、公共译丛
公共译丛收入的都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著作，姑且不论文选这种形式的利弊，从现有的三种来看，存在这样一些问题：贡斯当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是从英译本转译的，却不注上版本，明显地使用了英译者的注释与参考书却不提人家的名字，这肯定不符合学术规范；新出的两本译文质量不尽如人意，甚至有常识性“硬伤”。
１、是否有些繁杂？
三联在译介现代西学方面的贡献功不可没，有目共睹，毋庸赘言。不过这两年，“学术前沿”、“社会与思想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这么多名目，其实内容并不见特色，出版者或许自有其考虑，却不知这样并不利于创品牌，也给读者带来不便。
２、怀念“新知文库”
八十年代三联的“新知文库”风行一时，其入选书目既有名家的“小经典”，亦有新鲜的文化论题，活泼生动，可近年来却不见新的品种，为什么“文化生活译丛”继续出，而“新知”就不出了呢？
１、现代西方思想丛书
该丛书以现代自由主义经典著作为主，为学界提供了一批久违了的作品，市面上居然出现了极少见的学术著作的盗版，其盛况可见一斑。不过其装帧设计是否嫌粗糙了些？译文质量是否能再提高些？
２、外国伦理学名著译丛
这套单学科译丛延续了很长时间，至今还有新书出炉，而且该丛书选目极为精要，于学术积累大有裨益。只是仍不能将构成西方伦理学发展线索的经典收罗齐备，殊为可惜。（其实，出经典著作的重本又如何？）另外似乎应在新书前列上已出与即出书目，以求规模效应。
人大版的《亚里士多德全集》功德无量，泽被后世，自不待言，值得一提的是出版社在此基础上出了《亚里士多德选集》数种，并增加了译注，给各专业学者和普通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毕竟全集价格不菲，亦无必要。
“罗马法研究翻译系列”在专业学术积累方面亦值得大书特书，尤其是中文与拉丁文对照的形式好像是前无先例。
“外国法律文库”选目精当，译者皆法学界一时之选，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可是到２５部便“大功告成”，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难道外国法学名著就没有可以再挖掘的吗？比如西方最早明确提出法治原则的《英宪精义》（戴雪，中国法制出版社最近出了解放前的译本）；政法大学版的“当代法学名著译丛”和三联的“宪政译丛”也可作如是观。（走笔至此时，欣闻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法学名著译丛”，首批有柏拉图《法律篇》、格老修斯《战争与和平法》等古典名著以及当代的一些重要法学著作。）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最初两辑是在八十年代“二十世纪文库”书目中精选出来再加上新选的书目面市的，这种推陈出新的思路很好，其实像“二十世纪文库”中的一些译著绝对值得再版，可惜第三辑中就看不到老译本了。同样的思路也体现在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插图本名著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世纪文库”的译作中，前者从曾经产生广泛影响的译著（如威尔斯的《世界史纲》）中选择一些加上插图再版，后者是从沪版六十年代的老译本中选出（八十年代也曾选出过一些）。当然，都增加了新书，其中有一些则是重新翻译的名著（如广西版的《美学史》、《宽容》，沪版的《哲学研究》）。
“政治理论译丛”其实最初也是把先前出的几本同类（还是同一作者）著作汇辑成套，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扩展而成。虽然近年来政治理论书籍翻译了不少，但仍有众多的名著（尤其是研究性著作）尚未译出，笔者将另文详述。
“新世纪学术译丛”所选书目不拘一格，涉及各个学科，读者从中可以发现一些意外的“点心”，虽非大餐，却也可口。
“万象书坊”中的译著与“新世纪万有文库”中的外国文化书系，很受读者欢迎，入选书目既有古典名著，也有今人新作，一如出版者所说“菜篮子工程”，只要有益皆照受不误，清新可喜。万有文库的价格也让一般读者惊喜；有一点不妨改进，就是一套书中的各本销售情况肯定不一，在印数上应该考虑有所区别，这样在销售时可以拆开单卖，读者和出版社都受益。此外，“牛津精选”和“剑桥集粹”也值得一提。
吉林人民出版社这两年异军突起，“人文译丛”出手不凡，买断《罗尔斯论文全集》绝对是大手笔！值得一提的是首辑中采用了解放前的旧译本，这也是一个思路。要知道解放前出的学术译著不但数量可观，而且质量可圈可点。
“政治学名著译丛”才见到一本，不知主编（译）者在前言中提及的《权力精英》（米尔斯）、《新政治科学》（沃林格）等名著是否真能译出，想起八十年代浙江人民出版社出过一套“政治理论译丛”，其中有几本只见书目未见其书（如奥克肖特的《政治中的理性主义》），深以为憾。
“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与“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即所谓“黄皮书”、“黑皮书”曾经流行一时，但是近年来似乎进展太慢，鲜有新作，再没有出过西学中的鸿篇巨制或者风靡士林的好书。
“东方编译所译丛”也是运作了多年的丛书，同样进展太慢。其实这套书以东方编译所的学者为依托，应该能够把握西方学术的最新进展，及时译出如《文明冲突论》、《历史的终结》之类热门著作的，结果却都被北京的出版社抢了先。
上海人民出版社最引人注目的恐怕就是哈贝马斯、涂尔干、施米特、霍克海默等人的文集系列了，比起上海三联的“二十世纪人类思想家文库”、上海远东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中令人瞠目结舌、应接不暇的“×××选集”、“×××集”来更为平实，更有原创性，后者尽管雄心勃勃，规模庞大，并且先声夺人，却在出了最初几部后（多是原有译本的汇编），一直不见下文，详情不得而知。
“欧洲思想系列”则把视野投向欧陆，不再仅仅局限于英美，哈贝马斯的几部重要著作就收在首辑里，此外，像波兰尼、西美尔的著作都是学界心仪已久的，不过好像第一批书目并未出齐（如波兰尼的《巨变》），就又出现了第二批，不知何故。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是一套大型汉学译著，其规模为其他同类出版物望尘莫及，入选书目基本上反映了西方汉学（尤其是思想史社会史研究）的最高水准；而“汉译精品”尽管以面向大众为鹄的，却不乏学术精品；刚刚出炉的“现代政治译丛”、“二十世纪思想译丛”，从书目预告看，则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代西方学术的进展。
译林出版社一向以外国文学作品著称，而“人文与社会译丛”的推出，则标志着译林向社科人文进军，并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从所择书目来看，其志不在小，当前学界热衷于谈伯林，可伯林的主要作品大陆未出过一部，据说伯林的全部著作版权已被买断，这次译林社把台湾学者译的《俄国思想家》列入出版计划，是否意味着有意出齐伯林的著作？此外斯特劳斯、泰勒的著作亦属领先。（泰勒的《现代性之隐忧》已由中央编译出版；斯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已列入三联“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贵州人民出版社虽偏处西南一隅，却为学界提供过不少引起巨大反响的佳作（如《中国意识的危机》、《顾准文集》）。“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启动较早，却一直没有中断，新版的《观念的冒险》、《个人知识》都是当代西方哲学的扛鼎之作。
此外，像上海人民与上海三联的“当代经济学译库”、中国社科的“国外经济学名著译丛”和“哈佛剑桥经济学著作译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学术精品自选集”等经济学译丛以及其他若干法学、社会学人类学译丛等都很有影响，但限于篇幅、学力，相关介绍只能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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