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切有限生命，死亡是时间的终点。而时间本身又是什么？当我着手为《拒斥死亡》一书写点什么的时候，想到时间的问题，内心一时产生某种久违的悲情。
从“文革”到如今，已经三十四年了！要知道，从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到１９４９年，也不过三十年呀！从１９１１年推翻大清王朝到１９４９年，也不过三十八年！而当我年少时，甚至当我们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之后，说到清朝或“五四运动”等等，都会感觉那是那么那么久远的事，从那时到１９４９年，其间横亘着军阀混战、北伐战争、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而每一次战争，在当时我们的感觉中，又是那么那么地漫长又漫长！如果进一步把眼光放开，看到整个人类世界，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就能看到朝鲜战争、冷战、越战、殖民地独立、登月、摇滚、中苏边境危机、法国红色风暴、中国的改革开放、苏联及东欧的崩溃……回到《拒斥死亡》一书，我惊恐地发现，该书原著的出版，距今已近三十年！二十六年前，该书作者贝克尔（Ｅ．Ｂｅｃｋｅｒ）就已辞世！而大约十四年前，我着手把该书译为中文，我当时那个译本的出版，距今也已十二年！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即便孔子，即便禀具那般博大的情怀，面对川流不息的大江和时间，也不由得慨叹不已。此刻念及往事，我自然想到故乡乐山滔滔的大渡河。大渡河在乐山与岷江汇流时，江面变得那样宏阔，平添了几多大江东去、不舍昼夜的空茫气势！近二十年前，即１９８１年，正是在故乡的大渡河边，大约二十七岁的我邂逅了身背行囊的旅游者西蒙·沃特尔斯（Ｓｉｍｏｎ Ｗａｔｅｒｓ），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加拿大籍英国人，一道度过了愉快的几天，还根据他姓氏的发音，为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吾思明。看得出来，他非常喜欢中国，非常喜欢在中国小城乐山交上的朋友，也非常喜欢他的中国名字。回加拿大后，并非读书人的他给我邮来几本好书，其中包括《拒斥死亡》。这是一本当代“人学”名著，颇具前沿性和综合性，涉及到精神分析、存在主义和宗教神学等重要领域的最新成果和思考，体现了作者对人之生存困境的深切关注，在绝望中置之死地而后生，勉力寻找人类灵魂和精神的家园。作者贝克尔称：该书是他“学者灵魂的安慰”。也许并非巧合，就在出版问世的第二年（１９７４年），该书便荣获普利策奖，而作者也就在这一年溘然长逝！１９８６年，陈维政先生邀我参加“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的译述工作，我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翻译《拒斥死亡》一书，他欣然同意。在小城乐山，在窘迫而繁重的生计之余，以浅陋的学识，翻译那样一本当代学术名著，其艰难困苦可以想见。如果在今天要我面对这样一本书作出ｔｏ ｂｅ ｏｒ ｎｏｔ ｔｏ ｂｅ（“接受还是放弃”）的选择，我肯定会放弃。因为我知道，今天的我已不再具有当年的悲壮和信心，虽然在条件和学识上，今天的我应该说更有理由接受。逝者如斯夫！随我们时间和青春而逝的书生意气如斯夫！那年，我大病一场。交稿时，头发已掉得差不多了。那些青丝，也该算是一些飘然的逝者！后来我才知道，大概由于该书内容太前沿、思路太复杂，译稿送审时遇到麻烦，编委会中有人认为我没有吃透原作，译文有不少臆造，令人不知所云。换句话说，译稿也面对着ｔｏ ｂｅ ｏｒ ｎｏｔ ｔｏ ｂｅ（“活着还是死去”）的问题。是后来的朋友冯川先生，善良而宽厚地运用一个“后现代”式的推理，帮助译稿对死亡进行了一次反抗。当年冯川与我并不相识。他凭借他的学识和良知发言说：仅就译稿来判断，这是一本精彩的好书，如果事出译者臆造，那译者就太了不起了，但事实必然应该是作者了不起，而不可能是译者了不起。最终，《拒斥死亡》中译本于１９８８年首次出版问世，那个译本定名为《反抗死亡》，是眼下这本《拒斥死亡》的前身。书跟人一样，一旦来到世上，便会有自己的命运。在我看来，书跟人一样，到这世上不为别的什么，只为寻觅（或者说等待）知音。十二年来，不断有朋友因《反抗死亡》与我相知、相逢、相识。据梁晓燕女士称，好多人都向她推荐这本书，而她则告之，译者是她的朋友。据说，刘小枫博士曾因《反抗死亡》的出版，向陈维正先生表示祝贺。朋友李瑾和易晓环，自认是“人类文化精致的消费者”，对本书推崇备至，李瑾不止一次表示，他希望有机会由他出资，自费修订再版这部译著。特别是，在因特网上，以《反抗死亡》为媒介，我与年轻的马维达先生成为朋友，用他自己的说法，他曾被该书“活剥了人皮”，而最终又找到了新生：“我曾活过许多年，但眼下活在每一瞬间。”
但是，在时间悄悄的推移中，《反抗死亡》的转折点来临了。它将再次经历一次死亡，或者不如说一次新生。大约１９９８年９月初，我在办公室意外地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一位陌生的女士，她自我介绍说，她是北京华夏出版社的编辑陈希米，她告诉我，华夏出版社已于１９９７年购买了《反抗死亡》原著修订版的版权，并请上海的徐志跃先生将其译为中文出版。徐志跃为此询问刘小枫博士，得知此书已有三个中译本，不必重译。据此，徐志跃通过陈希米找到了我的译本，他仔细阅读了我的译本，在基本肯定的前提下，也指出不少译误与存疑之处，总体认为可在此译本基础上加以修订。陈希米几经曲折，终于与我取得联系。在电话中，她征求我的意见，我当即表示同意。我们商定，首先由我自己初步修订全书，再交予徐志跃作进一步修订，最后由我自己校阅全书定稿，并交呈陈希米作最后处理。陈希米来电话后不久，徐志跃也来了一信，并在信中举出一系列译误和存疑之处作为例证，并附上他自己的译法供参考。应该说，他所列举的问题，以及相应提出的参考译法，大部分的确值得重新加以认真考虑。徐志跃的学风让我既惭愧又感动也高兴。惭愧是因为《反抗死亡》原来还有这么些译误和存疑之处！感动是因为徐志跃的无私与正大。高兴则是因为，一本好书终于有了更新的机会。我随之着手初步校订：第一，技术性的语言校订；第二，修辞性的语言校订；第三，理论校订，尤其重大术语，如将原译的“神化工程”校订为“自因投射”，等等。以我的初步修订为基础，徐志跃开始了进一步修订。译稿再回到我手中时，稿页上墨迹斑斑，令人感动，以至我在校阅定稿时不得不借助涂改液。在我所作的最终平衡中，他的工作大约有一半被采用。译稿寄达陈希米处，她在仔细审读后，又对若干遗留问题（如“犬儒”、“斯多葛”、“存有”等译义）作了处理。最后，我们将译稿重新定名为“拒斥死亡”，之所以用“拒斥”一词代替原来的“反抗”，主要是因为：它更能指明死亡恐惧的“无意识”性，而且更具心理学的纯粹性。
就这样，从《反抗死亡》到《拒斥死亡》，一本书走向新生。我这篇译后记，其实是对这一新生的志庆，也是对所有相关人与事的志谢。最初，我打算为《拒斥死亡》写一篇完备的长文，第一部分包括以上文字，以及校订过程中重要技术变动的交待；第二部分拟借鉴旧译《反抗死亡》的译序，对原书思想作一系统介绍；第三部分则准备展开讨论，与读者分享我近年来对死亡问题的体验和思考。按我与陈希米的商定，这篇长文将用作全书的译序。然而最终，我改变了主意，与陈希米商定，重写译序；技术性交待和死亡问题略而不谈。这里所写的文字则作为译本的译后记，它放弃了对完备的追求，而成为对书与人的一个交待。
我想，我用不着为这一放弃过分歉疚。我自认为，从某种角度说，在这次放弃中其实已经暗含了一种生命境界，一种面对死亡或缺憾的姿态。一本书就像一个人，自有其独特的命运之路。真正的完备，是在命运之路的中途。“不如总在途中，于是常有希望。”我认为这就是面对死亡或缺憾所需要的美丽姿态，也就是所谓“活在每一瞬间”的涵义。当然，这原来只是一种信念。而我在这里想请求得到允许，谈及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李琪，她以她具足的爱心，让这一信念在我身上“开放”，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放弃的能力、更具有直面缺憾或死亡的能力、更具有“在路上”的能力。
让一个人，或者一本书，携带其自有的缺憾上路，在自始至终的开放中和解时间和死亡的敌意，与包括时间和死亡在内的万事万物为友。
只是，我的朋友吾思明呢？眼下，他活在这世上什么地方？他这人生的游子，此刻沉浸于一片什么样的阳光？或在哪处月色里思念着肉身和精神的故乡？细算起来，他差不多该是五十知天命之年！逝者如斯夫！近二十年前分手时，他告诉我他的一个“老毛病”：每过一两年，他的通讯录就要“遗失”一次。当时我并不在意，分手后，也通了一两年信，还收到他寄来的一帧照片。再往后，他音信全无，我这才蓦然明白了所谓“遗失”的含义。记得他说过，他希望一生都做个身背行囊的单身汉。真是生死游戏中一位潇洒的过客！可我，却免不了对他不时的思念，二十年来如此，今生也无法放下。
《拒斥死亡》，［美］恩斯特·贝克尔著，林和生译，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月版，２０．００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