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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阅读

2002-01-10 09:32:00 来源:博览群书 范旭仑 李洪岩 我有话说

学者最得意或快乐的事大概无过于发现自己的“科研成果”被印可和使用。《为钱锺书声辩》2000年元月行世以来,我们常常笑容满脸,高兴得容纳不下,恨不得和读者分摊高兴。
  
  前几天在书店翻看文汇出版社2001年7月出的六大册《柯灵文集》,发现诬指钱先生化名“邱去耳”那一节数百字不见了;高兴头上,想405页“那东西后来可在柯灵各色各样的不下十种的文集里熟睹,而钱先生的纠正和学者的考证对他有如春风射马耳,那丑陋的‘邱去耳’照样岿然不动如山”云云得改写了。
  
  同时还看到方成《我和钱锺书、杨绛夫妇的交往》(方成《乐趣无边》206页):“钱瑗离世时,钱老已病危,呈植物人状态。”心头一亮,不由得想起我们用春秋笔法作成的《备忘录》。
  
  在41页上我们说:“在初级阶段的读书界,吴宓似乎变成了仅次于陈寅恪而可端坐第二把交椅的现代学术大师。”看到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127页“吴宓似难与陈寅恪比肩”,不用说高兴得险的忘掉了史学。王书128页又说:“浦江清日记读毕。对乃师有微词,无怪也。吴宓诗无佳作。”方才的高兴此时更增加了,恨不能拍着他的肩膀说:“王教授,我们真高兴,你的意见跟我们完全相同(124页)。”阅读叶兆言《阅读吴宓》(《收获》2000年3月号),我们也忍不住四顾呵呵大笑。
  
   三联书店的《读书》月刊2001年头一期打出广告,“优惠”卖《吴宓日记》前六册——定价124元,售价五十元。俺们一见大喜,不禁要把得意话高声说一遍:“他们显然过低估计了读书人的鉴别水平,过高估计了消费者的购物范围,一下子做成十册,定价二百元,印行七千套。”后出的四册印数各为六千,显然是鉴于前车之覆。
  
  吴宓道友王荫南日记的出版(收入大连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的《一叶文存》中),也为我们帮腔助兴。吴宓1937年3月30日称钱锺书“对宓备致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致”,“使宓尤深痛愤”。又记与王荫南晤谈;而所谈何事,吴宓未着一字。好在王荫南的日记可资索隐:“雨生曰:‘余自诗集出后,谤诟益多,往往昔之亲昵者皆背我而去,诚不解其故。报上文章,十九皆讽我骂我。其指责我诗者,或以多叙恋爱,儇诡不经,或摘一二疵辞累句,深加抑揶。’雨生尝怪并世友朋,境遇愈佳,文章益退,其言盖有所讽。”同年7月5日,吴王结伴游香山;当天日记吴照样只记行而不记言,王则下笔两千言。有一节是这样:王问:“前日清华大学有何暗潮?而君信中言之甚重。”吴答:“现已过去。乃文学系主任易人,以资历论,皆应我为之,乃易以胡派之人,浸浸见凌,恐终须被挤以去矣!”王感喟道:“初不意最高学府中倾轧争取乃如是之烈也!”吴恨恨道:“尤有甚焉!”所谓“暗潮”就是吴宓6月28日记载的:“冯友兰来言拟将来聘钱锺书为外国语文系主任云云。惟钱之来,则不啻为胡适派即新月派在清华占取外国语文系,结果宓必遭排斥!此则可痛可忧之甚者。”还有一事可以提起。我们引征钱先生答谢中华书局寄赠《吴宓诗集》的信来证明杨季康不可能在清华看到《吴宓诗集》(144、199页),同时又看到吴宓《悼诗人烈士王荫南》(《武汉日报·文学副刊》1947年2月10日),中云:“二十四年八月《吴宓诗集》印成,宓邮寄一部至九江与王荫南君。”中华书局在上海,或许在北平清华大学的吴宓收到《吴宓诗集》晚于在上海光华大学的钱先生。
  
  常风是钱先生清华最要好的朋友,新作《和钱锺书同学的日子》(《山西文学》2000年9月号),为《为钱锺书声辩》增添了不少的力量,乐得我们合不拢嘴。“九一八以后,淞沪战争开始。苏州东吴大学等学校停课,许多学生转入北平各大学继续上学。杨季康先到燕京大学,后来也到清华大学,旁听我们班的课。一天我们班女同学蒋恩钿带来一位女伴。锺书告诉我那个女生是从东吴大学来的,和蒋恩钿是中学同学,现在住在蒋恩钿的房间里。她就是杨季康,后来跟我们一个班上课。她要补习法语,蒋恩钿介绍钱锺书给这位杨季康补课,他俩就有了交往。”而近来杨绛自己也已经不讳言自己借读之事了:“1932年春季,我借读清华大学……一年前,我只是个借读生……我做借读生时,从未在图书馆看见他。我做研究生时,他不在清华。”(《我爱清华图书馆》,《光明日报》2001年3月26日)2001年1月张者在北京《英才》月刊“独家首发”《杨绛打扫现场》,有不足百字的一节“最痛苦与最留恋”,中云:“‘在这个世界上您最留恋的是什么?’‘留恋的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已无所留恋。’”2001年7月张者在重庆《红岩》双月刊重刊那篇访问记,题目改为《杨绛:万人如海一身藏》,把“最痛苦与最留恋”改变为“恋清华”,一起说:“我问:‘在这个世界上您最留恋的是什么?’杨绛回答:‘我最留恋清华大学’”云云,下面是新增加的一千多字。据末尾的“不久前清华送我一个‘寿于校同’的匾”云云,这新补的一大节当来自2001年4月间,里面说:“那年清华大学不到上海来招生,我没法考,只有上东吴大学。大四的时候朋友为我办手续,我去清华借读了半年。然后决定考清华的研究生。当年考是来不及了,我就一边当小学老师一边复习功课,终于考上了。”这坐实了我们的考辨,也答复了“1932年秋至1933年秋这一年杨绛在哪干啥呢”的疑问(418页),我们有一种不合理的高兴。
  
  常风还说:“四年级的时候,锺书和我都选修了吴宓先生的《中西诗之比较研究》。我们上课时从来不发问,只是赶快记笔记,教员也不提问。吴先生的课用中文讲,讲完后就问锺书:‘Mr·Chien的意见怎么样?’锺书总是先扬后抑,吴先生听了之后只是颔首唯唯。”瞧,倒是吴宓常常向钱先生请教呢(140-4页)!《和钱锺书同学的日子》并特用一章来阐明钱锺书“太笨太俗太懒”之评,断言:“这些话都是我们在校时经常谈论的”,“所以如果钱锺书说过陈福田不学无术也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引得我们胜利地笑。
  
  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宣扬钱锺书1937年得牛津副博士学位,我们辨正那学位是文学学士(206-208页)。恰巧1999年年末牛津大学客座院士何平在牛津大学“寻访钱锺书踪迹”,后写作《钱锺书的学籍卡》,为2001年2月号《读书》采用。何平费心尽力,怎么也没找到钱锺书的学位论文及其记录,仅在艾塞特学院学生档案抽屉里找到一纸记录钱锺书简况的卡片。略云:“1935年3月注册?按原文作“1935 3”,“3”当是第三季度。钱锺书4月参加考试,9月抵达牛津?。攻读英语学士,后获得此学位(B.Litt.)”。何文解释道:“B.Litt.直译是文学学士学位。”何平仿佛在十万八千里外给我们以声援。2001年6月杨绛在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杨绛散文戏剧集》,将“副博士”改正为“文学学士”(124页);9月该公司出版的《钱锺书选集》小说卷也收录杨绛那篇名作,也改“副博士”为“文学学士”(400页)。同年9月号《读书》刊布杨绛《记钱锺书手稿集》,说:“锺书自从摆脱了读学位的羁束,就肆意读书”,好像悄悄提醒咱们,得去比勘最新版的杨绛散文集。不几天后,9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刘江《“好读书”和杨绛》,记9月7日清华大学为杨绛设立“好读书”奖学金举行仪式,当主持人介绍钱先生曾获得牛津大学文学副博士学位时,“杨绛坦然而又坚决地纠正说:‘不是副博士,是学士学位。’”我们也拍手道:“可不是么?我们一点儿没有错。”
  
  新版杨绛文集还删去《记钱锺书与围城》里的“胡志德1982年出版的《钱锺书》里把这件事却删去了”;也是从《杨绛〈钱锺书与围城〉辨证》之谏(221页)。这真是太称心如意了!
  
  《杨绛散文戏剧集》编录了杨绛这几年来的创作;可有两篇哄动文坛的“散文”,也就是我们“四评”的《吴宓先生与钱锺书》和驳正的《答宗璞〈不得不说的话〉》,没有收,也许不是漏掉而是删去的。在我们,反而感觉到胜利的空虚了——忽然若有所丧,怅然若有所亡。
  
  南海出版公司的两卷本《钱锺书选集》的编者居然采用了《〈钱锺书散文〉纠谬》及其《增订》(见《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二辑,冯芝祥编,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12月出版),我们感到意外和忻幸。
  
  415页指出杨绛作品版本忒多,“必未有艾也。”不幸言中。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从丙午到流亡》,7月出版《干校六记》。《洗澡》有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2001年6月海口南海出版公司又把《杨绛作品集》改编成《杨绛小说集》、《杨绛散文戏剧集》。
  
  哲人故意把手中的真理放走,好来享受追求真理的乐趣(Let truth fly out of the hand in order to have the fun of pursuing it);钱先生在西文作品(The Return of the Native)里下一转语:为找乐子而追求真理,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乐趣(To pursue truth for the fun of the pursuit is to pursue not truth? but fun)。我们也好比小猫打圈儿追自己的尾巴,好玩儿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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