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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白银时代”

2002-02-10 09:32:00 来源:博览群书 止 庵 我有话说

现在所谓俄罗斯“白银时代”,亦即沙皇俄国最后时期的文学,很早即为鲁迅所关注,不过当时尚无这个名目。由所撰《〈十二个〉后记》和《〈竖琴〉前记》可知,鲁迅对这一代作家作品不仅熟悉,而且独有心得。《〈竖琴〉前记》所说“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深得“白银时代”文学神髓,见识出乎后来学者之上;而“但它在本土,却突然凋零下去了。在这以前,原有许多作者企望着转变的,而十月革命的到来,却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莫大的打击”一番话,也道着他这方面的兴趣,大致以十月革命为限,此后承其余绪的流亡文学,似乎就不大留意。当然按现在看法,“白银时代”不只是文学概念,还包括哲学、神学、思想及艺术;鲁迅的视野则基本上限定于文学,其中诗歌虽也关注,重点无疑是在小说。这与他自己身为小说家不无关系。而鲁迅对“白银时代”小说家并非一视同仁,其中安德列耶夫(鲁迅译为安德列夫、安德烈夫或安德莱夫)和阿尔志跋绥夫,曾经为他所特别喜爱,平生议论颇多。鲁迅与“白银时代”这题目甚大,一时不能尽说;我最感兴趣者,只在他为何专门喜欢这么两位作家(现在看来,他们并非“白银时代”文学成就最大者),而这对理解鲁迅来说,其实至关重要。
  
  1909年3月周氏兄弟合译《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出版,其中出自鲁迅之手者,即为安德列耶夫的《谩》与《默》二篇。此后还译有《红笑》,未能付梓,译稿已佚。1921年又翻译了《黯澹的烟霭里》和《书籍》,后收入《现代小说译丛》一书。鲁迅自己写作小说,极其沉重又极其轻松,后一方面或从果戈理、显克微支和夏目漱石得到启发,前一方面则显然得力于安德列耶夫,所作《〈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曾说:“《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其实不止是《药》,《呐喊》、《彷徨》中亦多有此种氛围,就连《野草》也说得上是“安德列耶夫式的”。当年在《域外小说集》的“杂识”中,鲁迅讲安氏“其文神秘幽深,自成一家”,这样的话形容另一位作家也很恰当,就是鲁迅自己。周作人曾经提示,鲁迅喜爱安氏“或者这与爱李长吉有点关系”。我们更可以由此上溯至整个《离骚》一脉;安德列耶夫与鲁迅之间,在某一方向上正有着相似的美学追求。据许钦文回忆,鲁迅曾将安氏的照片,挂在西三条住所“老虎尾巴”墙上,可见心仪非常了。
  
  “白银时代”并非一个文学流派,包含了多种创作倾向,其中譬如蒲宁、库普林等,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安德列耶夫以及阿尔志跋绥夫,则介乎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象征主义之间。鲁迅的兴趣恐怕正在于此。他说:“安特来夫的创作里,又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是虽然很有象征印象气息,而仍然不失其现实性的。”(《〈黯澹的烟霭里〉译者附记》)这话也可以用来评述鲁迅的某些小说。单单以现实主义来概括鲁迅,未必概括得了。至于鲁迅在为李霁野译安氏剧作《往星中》所撰“内容大略”中说的:“安特来夫。全然是一个绝望厌世的作家。他那思想的根柢是:一,人生是可怕的(对于人生的悲观);二,理性是虚妄的(对于思想的悲观);三,黑暗是有大威力的(对于道德的悲观)。”与其指为批评,不如说是深刻理解更恰当些。
  
  相比之下,鲁迅之于阿尔志跋绥夫,更多契合可能还在思想方面。虽然艺术上的认识,同样透彻:“阿尔志跋绥夫的著作是厌世的,主我的;而且每每带着肉的气息。但我们要知道,他只是如实描出,虽然不免主观,却并非主张和煽动;他的作风,也并非因为‘写实主义大盛之后,进为唯我’,却只是时代的肖像:我们不要忘记他是描写现代生活的作家。”(《〈幸福〉译者附记》)讲到“肉的气息”,我们也会想到《故事新编》中的《补天》,《野草》中的《复仇》等,尽管不像阿氏笔下那么昭彰。1920年10月鲁迅译就阿氏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一年半后面世,是署以“鲁迅”笔名的第一部著作。此前还译了短篇《幸福》和《医生》,也收入《现代小说译丛》。对于阿氏最出名也最为人所诟病的“写出一个以性欲为第一义的典型人物”的《萨宁》(鲁迅称为《赛宁》),鲁迅显然始终是予以理解的,然而他说:“阿尔志跋绥夫也知道,赛宁只是现代人的一面,于是又写出一个别一面的绥惠略夫来,而更为重要。”(《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后来在《记谈话》中,介绍翻译这书的起因说:“那一堆书里文学书多得很,为什么那时偏要挑中这一篇呢?……大概,觉得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罢。”此文作于1926年该书重版之前,他又说:“然而昨晚上一看,岂但那时,譬如其中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
  
  说来鲁迅那一代作家看待翻译,几乎与创作同等重要;所以鲁迅译作,或许对我们已无甚价值,然而对鲁迅,对我们了解和理解鲁迅,其价值却不容忽视。——附带说一句,最早《鲁迅全集》收入译作,实为解人之举。翻译《工人绥惠略夫》,正与鲁迅写作《呐喊》同时;从前引鲁迅的话来看,其中他的寄托,未必亚于《呐喊》。我甚至觉得鲁迅借助《工人绥惠略夫》,说出了某些《呐喊》所未曾说出的话。把这两本书结合起来看,对当时的鲁迅才能有完整印象——他自己写的人物,都是被动于现实社会的;而从阿氏那里,借来一个主动面对现实社会的艺术形象。最后对社会施以无情报复的绥惠略夫,似乎正与鲁迅笔下可怜的阿Q形成一种“有意味的对照”。
  
  鲁迅说:“阿尔志跋绥夫是厌世主义的作家,在思想黯淡的时节,做了这一本被绝望所包围的书。”最近我重读一过,觉得说是一本非常可怕的书也不为过。当然鲁迅不就是绥惠略夫,但是其间却有某种共鸣。他在《两地书·四》中曾说:“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要彻底地毁坏这种大势的,就容易变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工人绥惠略夫》里所描写的绥惠略夫就是。这一类人物的运命,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鲁迅并不赞同这种举动,却很能理解个中原由。《记谈话》也说:“然而绥惠略夫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坏。中国这样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然而接着话锋一转:“但中国向来有别一种破坏的人,所以我们不去破坏的,便常常受破坏。”所以他的态度,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与“否”;在绥惠略夫身上,多少寄寓了鲁迅有关现实社会的看法。
  
  绥惠略夫这形象颇使鲁迅难忘,以后写文章一再提及;所说的一句话,也屡被征引:“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五四以后,理想主义一时甚嚣尘上,鲁迅以其无比冷峻,看出浅薄空泛之处;他与绥惠略夫,或许正在这一点上取得了共鸣罢。这又使我们想起前引鲁迅议论安德列耶夫思想的话。安氏的艺术根植于他的思想;鲁迅喜爱其艺术,肯定也有思想上的依据。或许可以说,作为一个有思想家灵魂的艺术家,鲁迅更接近于安德列耶夫;当这个艺术家置身现实社会之中,他更接近于阿尔志跋绥夫。
  
  鲁迅指出,绥惠略夫“确乎显示出尼采氏的强者的色彩来”,翻译《工人绥惠略夫》之际,他还译了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安德列耶夫与尼采亦颇有相通之处。隐藏在两位“白银时代”作家身后的,正是这同一个人。而鲁迅自己,也曾被称作“中国的尼采”。那么也不妨说,鲁迅是通过这两位小说家——身为小说家,他需要如此——呼吸一点尼采的空气,并且展现给中国读者一点“尼采氏的强者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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