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二十日是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的百岁生日。钟老已于一月十日离开了我们，钟老的学术影响以及他开拓的中国民俗学研究事业，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每思及此，先生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本刊选载一组文章，缅怀先生道德风范，以此作为我们对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
赵世瑜
作为一个从事历史研究的人，能跟随钟敬文师学习民俗学，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993年秋，我完成了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一年合作研究，回到北师大，希望能攻读在职博士学位，继续在学术上充实自己。大约是自己的历史学术取向并非符合主流，所以在选择主攻方向上不甚顺利，直到年末，我才决定尝试着报考民俗学的专业方向，但对这门学科，我的确不甚了了，在别人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准备外语考试的时候，我却抱着几大本文学史和民俗学、民间文学的教材苦读。1994年春侥幸通过考试之后，才知道敬文师在阅卷时曾对别的老师说，此生在文学、民俗学方面显然没有很厚实的基础，但从答题中却可以看出，他的分析思路有不同于文学出身者的独特之处，因此仍是可造就之材。
一句话，使我领略了敬文师不拘一格选拔人材的风范，也由此改变了我以后的治学之路。
敬文师在国内外学术界、文艺界久享盛名，虽然我们同在一个学校，但当我第一次去谒见他的时候，还是惶恐不安的，记得那初次见面告辞后，我的两个手心里全是汗水，合了那句“战战兢兢，汗如雨下”的古话。但是很快，敬文师的平易、亲切、经常露出孩子般顽皮的笑容，使那种面对大师的紧张感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对于小他半个多世纪的我，常一会儿叫“小赵”，一会儿又叫“老赵”，引得大家哈哈直乐。
敬文师给学生上课的认真是有名的。其实不仅是上课的时间，就是平时去向他讨教学问，他只要讲起来就总是滔滔不绝，一连几个小时，几乎没有停顿。他似乎不大爱喝水，我们觉得他一定口干舌燥，给他倒杯水来，结果往往是水杯拿在手里，却还在不停地讲着，最后一口未喝，又顺手把杯子放在了一边。有时天色已晚，我已起身准备告辞，但敬文师似浑然不觉，仍在对你认真地讲他的想法，我只好再坐下听，甚至立而坐，坐而立，如是者数次。许多朋友知我随敬文师读书，常向我问起他的身体，我总以此例对，大家无不咋舌称奇。
因材施教，授业无私，这些赞语用在敬文师身上，只嫌力量不足。他积八十年学术之功力，发现许多有意义的课题，却往往把它们交给学生，作为博士论文题目，而绝不吝啬。他对我说，中国民俗学的学术发展史应该得到很好的研究，这是我的一个心愿。你是学历史出身，而且理论分析能力较强，应该能够胜任这项工作。他把自己积累下来的材料交给我，有时还要在他那堆满书籍的斗室里替我翻找。我担心先生高龄，请他告诉我那材料放在哪里，我自己来找，他却说，你不好找，还是我来找。有的书当时找不到，第二天一早他就打电话来，说是找到了，让我去取。九十多岁的老人，弯着腰，在厚厚的书堆里替我细细翻检资料，那身影总在我眼前晃动！
敬文师视力不好，我曾托好朋友帮忙，为敬文师做了白内障剥离手术，植入人工晶体，效果尚可。据说启功先生十分羡慕，因为他虽也眼睛不好，但因身体原因，不能做此手术。敬文师心、肺、脑等一切健康，虽然医院比较紧张，准备了保护性措施，但手术很顺利。尽管如此，他的视力比正常的视力还是差很多。所以，我们的毕业论文每每二十万字，写成初稿时要一字一句地念给他听。他坐在那里，有时眼睛微闭着，像在打盹的样子。但他会突然张开眼睛，直起身来，告诉我们哪里哪里似乎不妥，应该如何如何改为好，或者让我们重读一下，再揣摩一下是否合适。弟子们了解了先生的这个习惯，哪怕先生在听读时表现得再闲散，也不敢马虎大意，读的时候谨小慎微，还不时偷眼看看先生的神态。每当溽暑将至的时期，敬文师与每届三四个，甚至更多的弟子，便要有此一番奇妙的经历。那种略带紧张却又很温馨的气氛，是大教室里上课所完全没有的。
论文答辩是弟子们修成正果的时候，也是我们最紧张的时候。敬文师请答辩委员，决不是请本学科或系里的老师凑数，而一定是该领域的专家。比如有关于农业生产民俗的论文答辩，他会请来搞农业史的专家；有关于历法或者星象之类的论文答辩，他则请天文学方面的专家做主席。我的论文事涉民国时期的学术思想，他就请了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王桧林教授主持答辩。敬文师把答辩会开成一个学术讨论会，他自己自然要讲个几十分钟，别的专家受他的鼓舞也都畅所欲言，旁听者往往门庭若市。
记得我答辩的时候，北京大学周星教授提了个很重要、却很难对付的问题。他问：“既然是做民俗学史，钟敬文先生当然是你的研究对象。但钟先生是你的老师，你也通过对钟先生的访谈获得许多第一手资料，那么，作为研究者，你怎样保持自己的学术独立性，使研究更为客观可信呢？”对此，我如果答说基本上同意敬文师的看法，那么答辩委员多半会觉得我的研究缺乏独立精神；如果我说有很多意见与敬文师相左，那就要冒得罪老师、被人批评狂妄的风险。
我望了一眼老师，他也在那里嘻嘻笑着看着我。仿佛在说：我帮不了你，自己对付吧。我来不及过多考虑，便说：“记得前贤说过，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虽然我的整个研究得益于先生，也有许多观点与先生相同，但也有一些观点与先生不同。比如先生一度曾强调民俗学科是一门当代学，而非古代学，这是针对以前民俗学以研究历史时期的风俗为主、使用的多为文献材料的状况而言的，无疑是对的，但我同时认为，民俗学虽非古代学，但却是历史学，因为它的核心特征是讲传承，传承就需要时间，何况历史学也研究当代史。”敬文师丝毫不以为忤，反而对我的态度很赞赏。以后他也在多个场合讲民俗学研究要重视历史，民俗史和民俗学史被他列为民俗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方向。
这使我由衷地感动。我见过太多弟子因与老师的学术观点不同而遭遇坎坷的例子，开始，我有点不敢相信我的幸运——一个学术泰斗，一个仰之弥高的长者，能够容忍孺子的信口雌黄么？这以后，我多次与敬文师讨论学术问题，也提出过不同意见，甚至也见到教研室的其他老师与敬文师切磋，但先生始终是那样和颜悦色，毫无权威的架子——八年来，我从没有见过先生发过一次脾气！
敬文师驾鹤西归的前十天，我去医院看他。他还在谈学问，谈民俗学著作的出版，谈上课。我起立辞别的时候，他仍与以前一样，说个不停。钟宜大姐和护士只好打断他。他靠在那里，望着我离去。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此别竟是永诀。直至今日，我还总觉得敬文师还在我们身边，当我面对我的学生时，敬文师就在那里，看我是否能像他那样，为学生耗尽心力。
万建中
大凡有名望的人，总有一些脾气或者说是个性，去登门拜访之前必须打个电话预约，贸然造访，轻则被视为没有礼貌，重则被拒之门外。钟敬文先生生前每天要接待许多来访者，他们中有的事先打过招呼，有的则唐突的很。然而，只要说明来意，钟先生都会热情接待。我的一些朋友想去拜访老人家，问我要履行什么手续，我说只要轻轻敲敲门就行。
来访的人中，有的是来讨教学问，有的是来汇报学习心得，有的是来送自己新近出的书，有的甚至是来问长寿秘诀。若是后者，倒不必先生亲自作答，我作为先生的弟子，可以道出一二。诸如大事不糊涂，小事糊涂；宽厚待人，善解人意。物质生活中，有饭吃有衣穿即可，做学问则一丝不苟，活到老学到老等等。对一般人而言，这些说说容易，做起来却十分艰难，而先生的一生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走得这样坦荡、执着。中国人一向讲究食补，有些人很想知道先生一日三餐所食何物，所饮何汤，或服用何种灵丹妙药。其实，先生吃的很简单，可谓清茶淡饭。一次陪先生吃饭，问先生想吃什么，先生诙谐地说：“我是无齿之徒，欺软怕硬。”
除了上面这些带有根本性的因素之外，钟先生的生活习惯有两点我们也应该仿效、学习，但同样也是很难学到的。
一是早上起来散步，数十年如是。早上空气好，车少，比较安全。先生出门都带着拐杖。拐杖时而挂于手腕，时而夹在腰间，拄地的时间则较少。遇到熟人，他们便会陪先生走上一段，边走边谈。先生的记忆好得惊人，凡有一面之交，都能记忆犹新。于是话题便从过去交往的经历谈到现在又伸向未来，从Ａ君说到Ｂ君再扩大到C君。临别时，先生定会托这位熟人捎去一大堆问好的话，问候熟人的熟人。有一天，一位外地来的学生不知从何处得知先生清晨活动的规律，抱着十几本先生写的书，俟于先生必经的路口。先生坐在路旁绿色的椅凳上，认认真真在自己写的书上签自己的名字。回到家里，比平日晚了半个多小时。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走在朝霞中的先生成为北师大一道靓丽风景。对此，启功先生时常津津乐道，四处宣扬。北师大无山无水，但伴随钟先生轻盈的步履，北师大校园充溢着灵性。
先生散步的路径大致是固定的，有时，心血来潮，也会改变行走路线，直奔13楼博士生宿舍。当民俗学专业的博士生们知道先生来“突然袭击”，便纷纷从床上滚下，穿着睡衣往楼下跑，迎接先生上楼。由此，先生的弟子大多很早起床，不敢懈怠。
当然，散步的时间不尽在早上，春暖花开和秋高气爽的时节，先生更愿意呆在户外。即便在晚年，也是如此。先生一生爱花，书房四季鲜花不断。遍地花卉绿荫更能激发先生的诗情和灵感，漫步于奇花异草之间，或许还会脱口吟咏十多年前的《看花》诗句：
号作春城语岂夸，世人都喜说山茶。
我来正及群芳盛，壮采尤推大丽花。
走过图书馆旧馆南边的花圃，信步来到东门。东门的对面，有数家书店，全打八折。先生的弟子常来购书。先生听说，亦争当顾客，每次能购回两三本。近百岁，仍逛书店，委实闻所未闻。
二是口腔运动。钟先生学识渊博，又很健谈，从古史到逸闻，从名胜古迹到地方物产，从民俗到俗民，从理论到实践等等，话题极其广阔。不论年长的还是年少的，只要与先生面对面，就能谈出许多共同感兴趣的内容，并且谈个没完。先生坐在一张有扶手的靠背椅上，旁边堆满了书，置于表层的是先生最近读过或正在读的。当来访者随手抽出一本翻阅时，先生便会详细讲解此书的内容并作出恰当的评价。于是，从这本到另一本，从中国到外国，知识和睿智在侃侃而谈中汩汩涌出。听者频频点头，仰慕之情油然而生。
我作为先生的弟子，隔三差五要去先生家。有时是为了某一具体的事情，更多的时候没有明确的目的。先生的弟子们都养成了时常到先生家坐坐的习惯。不论是何种情况，先生每次谈的话题都是新鲜的，即便是同样的题目，也决不会重复已讲授过的内容。谈话时间短则半小时，长则两三小时。很多次，恐先生口腔运动过度，有损身体，便起身告辞，可先生并没有打住的意思，仍旧滔滔不绝，我不得不又坐下。
先生晚年，提笔手微抖动，书写不甚便利。因此，其学问和思想的传输主要靠口头语言传达。口腔运动便成了做学问的一种途径。先生说，弟子们记，下次弟子们念所记文稿，先生听而改之，弟子们又记。有时已念至末尾，先生又嘱返回前面某页，指出某处说法不妥，应该改正。在这种边说边念边听边记边改的过程中，弟子们收获甚多，终身受益。如此反复五六次，一篇文章大体定型。先生晚年仍有著述发表，而且颇丰，依赖的正是口腔运动。
更为剧烈的口腔运动是在课堂上。先生给博士生主讲两门课，“中国民俗史”和“中国民俗学史”。两课皆由先生亲笔拟定讲授提纲和阅读书目。先生手攥提纲，胸有成竹，出口成章。博士生的课，多以讨论为主，但大家都想听先生讲。于是，一堂课从开始到结束，先生都在不停地做口腔运动。先生手边放着盛满水的茶杯，可往往讲兴勃发，全然不顾口干舌燥。弟子频频递上水，先生难得喝上一口。有时先生拿起茶杯要喝水，讲着讲着又放下了。弟子们只能干着急。下了课，茶水依旧是满满的。
北师大主楼未拆时，民间文学教研室在主楼六层。先生上午的课总要上到十二点半以后，这可急坏了开电梯的阿姨，很多次，阿姨实在等不下去，就关掉电梯回家吃饭去了。先生只好自己走下楼梯。
散步和口腔运动，乃是人人与生俱来的。然而，先生的散步和口腔运动，非同一般。“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先生所走的，是一条伸展了一个世纪的追求学术真理的心理路程；先生发出的，是响彻了一百年的广大人民共同的声音。这路程还在延续，这声音将永远回荡。
杨玉圣
世纪老人钟敬文先生走了。铁狮子坟的一道最独特的人文景致从2002年1月10日起，悄然消失，无影无踪。
和许许多多的后生晚辈一样，我也是常常以北师大居然有钟老这样的国宝级的学术老人为自豪，但先生是泰斗，又年高，所以自己尽管作了十几年的这所大学的教师，却一直无缘拜访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