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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铸信仰

2002-03-10 09:32:00 来源:博览群书 沙 林 我有话说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这话在今天更令人信服,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知识控制着经济,经济控制着社会,社会控制着个人,知识占据了宝塔的顶层。
  
  人们开始向往知识阶层,知识分子的队伍越来越扩大。由于控制着经济社会的知识主要是实用知识,所以理工、农医、财经、法律类的技术知识分子得到社会更多的重视,而文史哲、艺术、宗教类的人文知识分子被实用主义的物性社会所轻视。
  
  这两种知识分子被《是与在》一书的作者分别称之为“是者”和“在者”。因为,技术知识分子只对“什么是什么”感兴趣,任何事情要么“是”,要么“不是”,都有科学工具的尺度来衡量。“是者”的世界是一个测量计算的世界,是一个物性的效率世界,在这里,人们讲求实际,面对现实,注重理性,排斥任何浪漫的情感和幻想。所以,“是者”常常是现实社会中的成功者,表现为一批“男强人”和“女强人”。而人文知识分子作为“在者”,往往对测量和计算不感兴趣,只关注心灵的痛苦与快乐,所以,他们往往把握不住现实世界的“是”与“不是”,他们不善于利用工具理性,在物性的工作方面效率很低,所以,“在者”常常是现实世界的失败者,表现为一批脱离实际的男女弱者。
  
  “是者”是强者,是生活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因为生活总是物质生活的进步,而精神生活无所谓进步与倒退。人类从山洞走进广厦;从原野走进城市;从木轮牛车发展到火车、汽车和飞机;从鸡毛信、烽火台发展到电报、电话;从木炭火墙发展到空调、冰箱……人类各种物质条件的改善早就是古人所无法想象的了。这些都是技术理性之“是”带来的进步,是“是者”推动的结果。所以,“是者”得到了物质社会的格外尊重。
  
  可是,从古至今,人类的精神生活就没有进步吗?君不见,除了空调、冰箱以外,不是还有电影、电视吗?这相对于古代说书、唱戏,难道不是精神生活的一种进步吗?这种进步不正是由人文“在者”推动的吗?他们不该因此而得到同样的尊重吗?
  
  当然,随着技术理性的进步,人类精神生活的物质条件也在提高,但是,这并不等于精神生活本身也在提高。物质品质的高低是可以测量计算的,牛拉的车每小时几公里,机器带动的车每小时几十公里,飞机则每小时几百公里。而精神品质却无法测量计算,但丁的《神曲》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相比,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相比究竟孰高孰低?实在无法得到“是”性的判决。同样,在今天影视节目中的精神品质一定会比古代戏曲中的精神品质高吗?我们实在难以认同。尽管现代技术可以造成更好的视、听效果,但把这看成是精神生活本身的进步,实在是一种误会。这就好比说一个人换了一件衣服就会变得精神崇高了一样。所以我们不能说,随着精神生活的物质条件的提高,精神生活的品位就一定提高。在每个特定社会的特定历史阶段都会有人过着高品位的精神生活,也有人过着低品位的精神生活。人类从山洞走进广厦,墙上壁画的精神品位不一定比洞穴壁画的精神品位提高,反而可能由于装饰性的庸俗降低了品位。人类从原野走进都市,道德水准也不一定提高,反而可能由于都市生活的紧张和冷漠而大大降低了道德水准。所以,总体上来看,在整个人类生活的历史长河中,只有物质生活在不断地进步,而精神生活的变化,并不能简单地用进步或倒退衡量。
  
  这样,那些精神生活的建设者——人文知识分子们,也就无法显示出自己知识的力量,因为他们并不一定比前人更高明,他们只是延续(继承或发扬)了人类精神传统。他们作为“在者”、作为通道,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在”,使人类精神传统继续“在”着,使人类社会中继续有精神生活在着。这就是人文“在者”对社会的作用。这种作用常常不被那些只重物质生活的人所重视,他们只重视技术“是者”,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在者”的地位总是低于“是者”。
  
  然而,技术理性越是进步,人类就越是需要人文关怀。因为,技术理性只代表人智性方面,它不能满足人类心灵对情感、精神的需要,甚至,技术理性之“是”会排斥人文精神之“在”,因为,技术理性只有把精神变成量化的知识(信息)时,才予以承认,可是那样的“精神”也就不再成其为精神了。
  
  精神首先是一种信仰,是一种至深情感的价值选择,它源于人类对自身的深层理解。早在人类刚刚从动物本能中提升出自己的远古时代,精神生活便已开始。在法国、西班牙和奥地利等地发现的数万年前的岩洞壁画和女性人体雕刻,表明了人类在物质生活极其低下的状态下,就有了很高级的精神生活,人们依赖这些精神生活战胜恐惧,自我理解和自我完善,这种精神生活决不是任何后来的科学认识活动所能取代的,因为科学只能从物性的角度去认识人类,心电图和脑电图决不能分析出人类灵魂深处的需要。技术理性只是一种物化的力量,它把心灵之“在”异化成心理学之“是”,把爱情异化为性欲、把虔诚异化为偏执、把激情异化为变态、把信仰异化为无知。这就是技术理性看待人文精神的方式,人文精神在技术理性那里成为无病呻吟的废物,是应被清除的垃圾。然而,人文精神真的是废物和垃圾吗?人没有信仰真的就能够获得自由吗?在技术“是者”看来,自由即是对必然的认识,只有获得了对必然的认识——知识,才能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而信仰则是对自由的限制,它恰恰是无知的表现。
  
  不错!信仰总是在无知的领域存在,在“是”域之外“在”。而其实,“是”域是很小的,人类的知识领域比起无知的领域要小得多。在广阔的“在”域里,人们“在”着,却不知道什么“是”什么。人们不知道,两种灰色调和出来的“是”什么颜色,不知道介于两个音名(例如“1”和“2”)之间的声音是什么音,不知道√2和√3究竟“是”什么,甚至不知道在电子技术领域里常挂在嘴边的“电子”究竟“是”什么,像这样的无知,在基础科学的领域还大量存在,更何况在非科学领域了。
  
  如果不深究,好像我们什么都知道,可一旦深究,我们连常识中最简单的事物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正如奥古斯丁所说的:“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很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这样的无知“在”域,对人类来说,是无处不在的。
  
  没有科学之“是”,人文不得不“在”;没有知识之“是”,精神不得不“在”。人类需要这样的人文精神,心灵需要信仰在无知的领域排除不确定性,尤其是在价值的领域里排除不确定性。因为在价值领域里,技术理性是无能为力的,任何科学实验和数学计算都无法证明一个价值判断的正确与否。譬如说:“宽容是一种美德。”我们能够用什么样的实验或计算来证明“宽容是一种美德”呢?没有这样的“是”性证明!一个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的。但是,对于一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我们也应该宽容吗?我们的宽容可能会导致他继续杀人,危害社会,当然也可能会导致他悔改,但我们能够做实验吗?
  
  二十年前,西安军医大学的优秀大学生张华,舍身救一位老人,这个事迹在全国引起了讨论。如果按照技术理性之“是”的功利价值来计算,当然年轻大学生没有必要舍去自己的生命来救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因为,活着的他有可能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通过物性的功利计算,是不能计算出精神价值的。精神价值的确定是靠信仰来确定的。如果我们没有信仰,也就没有价值判断和选择能力,那么我们就很难有高尚的道德行为。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有信仰的社会,是一个既崇尚科技理性又崇尚人文精神的社会,是一个“是者”与“在者”亲密无间的社会。
  
  (《是与在》,张志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版,1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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