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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声音之回响

2002-03-10 09:32:00 来源:博览群书 伍立杨 我有话说

三四十年代,王造时、储安平等对国政的不上轨道,民主的遥遥无期颇多泣血之呼,痛心疾首之语。
  
  除此纯知识分子对民主的吁求以外,军政界大佬、名人也有极具眼光者,于民主的重要性、迫切性说到点子上,而成万古不磨之论。
  
  李烈钧先生1933年11月24日致蒋介石函,尝谓“南京设施鲜能适合团体,洽人民公意也。本党马上定天下,必欲于马上治之,天下人岂能尽戮?……斯时救济之法,仍以迅速解放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诸自由,使在法律、政治上受平等待遇,斯实为集智聚能安内攘外之根本要着。即国民党本身,亦不必迫之使离,强之使合,否则天下纷纷,何时定耶?”
  
  五天后李烈钧先生在上海对报界发表公开谈话,仍重复强调这个意思,并进一步说“重视人民言论、与其应享之权利……使得自由组织政党、发抒智能……”如此,则中国未始无望,真正的“民国”,或可雄立于天地之间。惜乎专权者心胸狭隘,一意孤行,结果国事徒见治丝益棼、日暮途穷而已。
  
  烈钧先生早年入同盟会,凡辛亥之役、二次革命、护国、护法,俱追随孙中山先生左右,屡建战功,深得中山信托倚重。每次他往谒孙先生,孙先生必起而迎之,以其读书极富、私德极佳,而谋国之忠、忧时之切,尤不负时代嘱托;是以获中山先生重视,而其言论与践行理想之功德也引致民众之爱戴与敬意。
  
  《唐纵日记》的作者1949年去台湾,日记遗落大陆,1992年由公安部整理、群众出版社刊行问世。其中,也颇多有关民主宪政之通透认识。1941年1月20日记:“我昨天和布雷先生说,社会在动了,青年们的苦闷和怨望,在无数事实中显示出来。”1944年2月22日记:“各方有志青年,咸不满现状,抗战临结束,政府如勇敢接受人民不满之情绪而加以强烈之改革,则人心归于一统,而天下定,否则必有分裂而发生剧烈之变动。”1944年5月7日记国内民众情绪极不安,议论蜂起,是因为“一:生活困苦,烦恼充溢,二:风气日坏,贪污日多,政治弱点日益暴露。三:因委座之权力在形式上事务上日见集中,而在实质上?如对大员顾虑多而不能加以法律?日见降低”。
  
  此类观察议论在其日记中数见之,可见当时中国,在民间与廊庙,对民主建设的认识,人心决非一片漆黑。孙中山先生对民主民权的追求与承诺,在他去世后作为一种精神遗产散落分布,其势也并不见弱,惜乎机缘一失再失,恶劣的偶然因素一再发作,多次错过极为可贵的历史黄金时期,国政国体大骚动大流血而元气丧尽,距健康安宁日远,民族生命几陷绝境,与世界文明潮流之趋向更形隔膜。后来读史者,搁笔长叹,又能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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