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清具体那一年了，大概是八十年代初吧，我偕《文汇报》副刊编辑金晓东兄，到长寿路郑逸梅先生寓所拜访他老人家，当时谈了些什么，现在也已不复记忆了，但郑老谈笑风生，对后辈热情有加，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郑老谢世后次年，我又陪同香港文史掌故专家、收藏家方宽烈先生去郑寓拜访，这次见到的是郑老哲嗣郑汝德先生。他捧出郑老收藏的名家信札数厚册，我在随便翻阅中发现我七十年代末写给他老人家的一些信竟也完好的粘贴在内，不禁大感惊异。要不是郑老妥为保存这些信，我向他请教过什么问题，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当时只是文坛上的一个无名小卒，没想到郑老不论名气，一视同仁。
后来我在旧书摊上觅得郑老早年著作《花果小品》，系１９３５年４月上海中孚书局初版本，开本很特别，为３２开横式竖排本。据我所见，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这种开本的著作只有俞平伯的新诗集《冬夜》和《西还》、吴曙天的散文集《断片的记忆》、艾青的长诗《火把》单行本等寥寥数种。我很喜欢这册《花果小品》，于是寄请郑老题字留念。他老人家虽然手已颤抖，仍高兴地在扉页上签名钤章。这册签名本我至今宝藏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好友袁进兄为台湾业强出版社的“中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撰写《张恨水传》。我是这套丛书的总策划之一，按照丛书体例，每种传记前应请与传主有过交往的文坛前辈作序。我自然而然就想到了郑老，于是又冒昧地去信打扰。没想到郑老欣然命笔，深情地回忆了当年张恨水为《逸梅小品》作序，张恨水一手执笔杆，一手抱小孩勤奋写作的动人情形，雪泥鸿爪，弥足珍贵。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又受香港《明报月刊》主编潘耀明兄之托，恳请郑老为《明报月刊》撰写回忆民国文化名人的专栏。郑老满腹鲜为人知的文坛掌故，这件事在他老人家无疑是驾轻就熟。他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写了很多篇，在海外华文文化界倍受关注，成为他晚年写作生涯的一个亮点。
我与郑老的交往仅限于此，一次见面，数次通信而已，套用古人的一句话，或许可以称之为“君子之交淡如水”。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郑老历来被视作中期鸳鸯蝴蝶派的重要作家之一。但他与早期的李涵秋、徐枕亚，中期的周瘦鹃、张恨水和后期的秦瘦鸥等位有所不同，不是以小说见长，而是以散文小品取胜。假如我们要举出鸳鸯蝴蝶派散文创作的代表人物，恐怕就非郑老莫属了，尽管周瘦鹃、张恨水等人也写得一手漂亮的散文。
郑老早年的散文多以文言出之，中后期则是文白相济，并逐渐过渡到以白话为主。这自然与他身处中国近、现代文学之交有关，如详加分析，不难把握他的散文创作历程清晰地显示了文学转型的轨迹。虽然如此，由于郑老具有丰厚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他的散文创作不由自主的沿袭古代“小品”的传统，带有浓郁的“笔记”气息。早期是这样，后期仍然是这样，只不过表现形式有所改变罢了。这点在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补白”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艺林散叶》和《艺林散叶续编》两书奠定了郑老作为“补白大王”在现当代文坛独一无二的地位，难怪不存偏见的新文学作家楼适夷也曾给予充分的肯定。
我在郑老逝世以后所写的纪念文《人淡似菊 品逸于梅》中曾经指出：“郑老的补白多则数百言，少则十余字，文字精炼，耐人玩索，吉光片羽，足资启迪。他写人物，只描画其一眉一目，一笑一颦；记事件只择其涉笔成趣的精彩部分加以渲染；抒情怀，也是含蓄浓缩，以格言点缀其间。如最短的一条‘许地山擅弹琵琶’，寥寥七字，就把许地山鲜为人知的特长和盘托出。这种‘补白’被论者称之为‘郑公体’，即继承了六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和清代张潮《幽梦影》的传统，又有郑老自己的创造和风格，推陈出新。”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一观点，同时还要作进一步的发挥。不要小看了“补白”，没有相当的学识、见闻和才情，是写不出那么多短小精悍、引人入胜的“补白”的。就独创性而言，“郑公体补白”其实是开拓了一种新的文体。上个世纪的文学家中，鲁迅是文体家，周作人是文体家，沈从文是文体家，老舍是文体家，郑老又何尝不是文体家？“补白”因郑老不遗余力的提倡而为文坛所重视，为后人所效仿?记得盛巽昌先生就出版过“补白体”的著作?，这在文学史上理应大树特树一笔。
郑老著述甚丰，等身之说，对于郑老，可谓名至实归，当之无愧。遗憾的是，郑老尚有许多佳作未曾结集行世，以至喜爱郑老文字的读者至今无法窥其全豹。这次上海书画出版社搜集刊印郑老的回忆录，分为郑逸梅笔下的书画名家、文化名人、艺坛逸事三大册，同时配以精美插图多帧，以增读者的阅读兴味，实在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郑老交游广阔，博闻强记，他所回忆的这些民国时期的画苑大家、文坛雅士，以及各界名流，他们的趣闻轶事、个性风采，或得之于亲历亲见，或闻之于当事人的追忆，大都为局外人所鲜知，由郑老那枝精炼老到的史笔娓娓道出，愈发栩栩如生。张恨水曾说郑老“温文尔雅，不但其人如是，而文亦恰如其人”，这三大册回忆文字正好证实了张恨水此言不虚。郑老在这三册回忆录中所提供的许多珍贵的文坛史料，足以补充官修“正史”之缺漏，纠正某些“传记”之偏差，对研究探讨民国时期中国各类知识分子特别是深受传统文化薰陶的一群思想、情操、爱好和成就以及局限均不无裨益。诚然，书中误传误记之处也不可能完全没有，但相比之下，只是白璧微瑕。
郑老“三忆”付梓在即，拉杂写来，权充弁言。自知才疏学浅，难以道尽郑老文采风流于万一。隽永可诵的当然是郑老的文字，我这篇不像样的评介如能免于佛头著粪之讥，则于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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