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是著名作家及学者宋云彬先生的一部长达六十八万字的日记。书的封面上配了一副对联：“亲历红尘，看天下风雨如晦；傲世冷眼，载笔端今是昨非。”恰当地概括了“红尘冷眼”的本来意义。
在我的书斋中藏有一批日记，长篇巨制和袖珍小品皆有。平常我也喜爱披览日记，一是以为日记是难得的野史，可以弥补正史的缺失，二是多年来学界形成了一个识见，认为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我在得到《红尘冷眼》一书后，几乎断断续续地读了半个多月，边阅读边勾画边眉批，光眉批的文字都不下数千字，爱不释手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近二十年来出版界相继推出了不少有历史价值和文化学术价值的日记；文化学术界对于日记的研究也逐渐热起来，齐鲁大地上诞生的《日记报》吸引了那么多文化学术界人士的关注参与，即是一证。所以《红尘冷眼》的出版，并非孤立现象。
《红尘冷眼》的作者宋云彬先生出生于十九世纪的1897年，浙江海宁人，虽然没有高等学历，却是一位饱学之士，作过报人，当过出版社编辑，校勘过二十四史中的《后汉书》、《南齐书》和《陈书》等史籍，自身著作亦多。他早年参加革命，始终活动于文化出版领域，解放后出任浙江省文联主席等职，为忠直谔谔之士，因言获罪成为“右派”，由此而入另册。宋云彬经历丰富而且坎坷，可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历史见证人之一，其遭遇在他的日记中差不多都见记载，可以看出他在那些历史时期的足迹和心路历程。
《红尘冷眼》一书，从严格意义上讲并非是一部通贯到底的日记，由于战争年代生活环境的辗转迁移和解放后政治运动的频繁严酷，造成了日记的中断；尽管如此，仍可以清楚地看出1938年12月至1966年8月较为完整的过程，见到“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的基本轮廓。
《红尘冷眼》一书实际包括了宋云彬先生的十一本日记：计有《桂林日记》（1938.12～1940.8）、《昆明日记》（1945.3～1945.6）、《北游日记》（1949.2～1949.8）、《北京日记》（1949.9～1951.6）、《杭州日记》（1951.9～1953.2）、《甲午日记》（1954.1～1954.12）、《乙未日记》（1955.1～1955.11）、《日记》（1956.6～1957.6）、《昨非庵日记》（1958.2～1960.2）、《无愧室日记》（1960.2～1962.12）、《深柳读书堂日记》（1963.1～1966.8）。全书728页，68万字。宋先生逝世于1979年，从咸宁干校回京直到病逝，整整九年闭口无言，到晚年已近乎痴呆，自然无法继续日记了，是为憾事。
《红尘冷眼》一书的三篇序言亦堪称精乘的秉笔直书之作，摆脱了时下一味虚以吹捧和言不由衷的弊病。三位作者或追忆宋先生一生由辉煌变坎坷的经历及其人品事业，或历述宋先生终身追随共产党所从事的进步文化事业及其民主言论，或阐发日记与史学的关系以及日记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均能与《红尘冷眼》这部日记相得益彰而相映生辉。
《红尘冷眼》最珍贵最难得的是，日记作者真实地记录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其中涉及到了文化学术界三百多位著名人物，集中突出地展现了重要的社会变革阶段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其一，历史的丰富性与反思历史。
宋云彬所经历所记载的三十年具有着极不平常的内容及其意义。日记始记于中华民族那段抗击异族侵略的年代，展现了八年血雨腥风的生死存亡战争；继之是两种势力的浴血交战，推翻三座大山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之后又记载了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直至几乎亡党亡国的“文化大革命”。其中既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也有执掌国家政权后的励精图治，当然还能看到在治国方略上的一些失策。宋云彬在六十年代调至中华书局工作，开始阶段他的右派帽子还未摘掉，日记中对于右派分子如何受管制、定期汇报思想和不断组织人评论其表现；“文革”中如何确定批斗对象、批判发言人选、如何挂牌子游街以及不同人群的思想动态，都有较为完整的记载和描述。阅读这样的日记无疑有利于我们反思。反思历史，本意并不在于判明谁的英明和谁的愚蠢，甚至是哪位的高尚和哪位的卑鄙，所应该着眼应该汲取的只能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它将会更有益于将要变成历史的现实。
其二，人物的纷繁性及历史局限。
《红尘冷眼》这部日记涉及现当代人物众多，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了作者交往的广泛及其在文化学术界的历史地位。从宋云彬所接触所交往的人物中还可看到，为主的多属文化学术、科学技术和新闻出版领域中的代表性人物，而且先驱人物不在少数。论学术修养，兼通中西文化者可以历数若干；论学术成就及其地位，有影响的重镇人物可以举出许多；论学术派别，各派的代表人物几乎都可见其踪影。从日记中还可看到不少文化学术界人士的性格及其行为局限，宋云彬对于好些人的长短是非都有褒贬评价。如毛泽东和柳亚子诗“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句中相关的历史背景可以从《红尘冷眼》中得到翔实充分的事实依据。在这部日记中，即使对当年炙手可热的郭沫若、茅盾等人也有议论褒贬。
其三，宋云彬在日记中常有自我褒贬，更显难能可贵。
宋云彬在解放后政治地位可谓不低，曾是浙江省文联主席、浙江省文史馆馆长、首届人大代表和多届全国政协委员，再加上其他多种社会职务，是一位十分活跃的人物。国内每有重要活动和重要的政治运动，都能看到他的身影，那时他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对自己的现状或取得的成就非常满意；在多数情况下，也以敢于讲真话而自得。就实际状态讲，他的确是维护新政权的。不过在一帆风顺的情况下，宋云彬也表现出“自高自大，文人学士气重，政治工作经验少”的不足。对于别人的批评，他不仅不反感，而且认为是“诚定评也”，显示出一种雅量。在日记中处处可见他的自我谴责的一面。当他发现：“金君实为一诚笃之学者，而安贫乐道，尤其难能可贵。文史馆成立两年才知金君之名而延聘之。”接着他就自责：“巷有颜子而不知，亦吾辈之耻也。”然而人无完人，当马寅初在浙江组最早提出“新人口论”时，他曾多次反驳马为“荒唐言”，如此贸然上阵批马，历史上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尽管如此，宋云彬却因于1957年批评官方的一些错误，而被划为右派分子。从此以后，他就从文坛学术界彻底地消失了，由此可以看到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