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读完孙绍振先生的《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探险》(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大脑里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拾起重读，结果仍是一片茫然。这是一部文学评论的著作，而我读过之后竟连作者最基本的逻辑模式、思维方法都摸不着边儿，这不能不说是我的悲哀。基于这种对著作的零散凌乱、模糊不清理解，便试图写出一篇读书报告无疑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篇文字中所谈涉的只是我在读书之时及读书之后的一些感受体会而已。
孙绍振先生是从文学创作领域走进文学评论界，从一个大诗人变成文学理论家的。这种从创作到评论的独特历程，正是导致孙先生的评论与别家不同的关键之所在。作为一名文学创作者，孙绍振先生必然对文体、文学形式（尤其是语言）及作家创作过程的心理历程表现出特别的关注。这种关注是任何文学创作者都不能忽视的，它直接制约着创作的成与败。孙绍振先生虽然最终完成了从创作家到评论家的转变，但他对文学创作的这种特别关注是无法彻底割舍或者是真正弱化的。这注定了孙先生的文学评论有意无意地侧重于对文学文本（文学形式）的评论，从而形成了孙绍振先生所擅用的“微观分析法”。所谓“微观分析”，即是从作家、作品的小处着眼，细处落笔，以作品中的一人一语一意象或作家的一个细微心灵悸动作切入点，并加以层层演绎、挖掘与归纳，从而完成对作品、作家的评论。这种偏重于文学形式、作家心理评论的“微观分析法”对评论家能够快速地切入到评论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不像注重于文学内容的评论，在进入评点之前须有个迂回曲节的理论垫铺过程。对于这种“微观分析法”，我是赞同的。但在赞同之余我发觉孙绍振先生的评论有着一种厚此薄彼的偏向，即注重文学形式与作家心理的关怀，而缺乏对文学内容的关注。的确，在当前文学评论界中，更多的评论家更关注、更致力于对文学内容（文化）的评论，而像孙绍振先生这般偏离内容偏重形式的评论队伍只是一股细微的力量。但这股力量并非是可有可无的，尤其是在评论界出现了为名为利的“酷评”后，以孙绍振先生为代表的这支评论队伍更显示了其存在的意义。近年来，评论界所谓文化批评风，令我感到很不适。将一切作品的一切都押解在“文化”的枷锁下进行评论，这样的确成就了一批作品的解读，但同时无疑也绞杀了另一批作品的真正意义。这种以一屣之准检万足，适者捧之，不适者削之斫之的做法，对作品的生成、阅读与批评来说都是一块死亡沼泽。或许孙绍振先生的努力正是为了远离这块沼泽。然而，文化批评的产生也有其不可抹杀的意义。尤其是新时期文学，它们的解读也只有从文化的角度才能更准确地掌握其意义。因此，我认为孙绍振先生在内容与形式的失衡中进行评论多少有一种喜此厌彼（或顾此失彼）之感。
从批评姿态方面看，孙绍振先生的前后评论姿态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前期的评论显然带有一种宽容的态度，在这种态度的作用之下，孙绍振先生无论是在对作家、作品还是对文学思潮的批评中，都或多或少表现出一种中庸之味。这或许是因为孙绍振先生刚涉足新领域以及当时文坛氛围的缘故。而到了后期，孙先生却一扫前风，发起了真正的“挑剔文坛”运动。此时期的孙先生对各种文体、各路作家大小通吃，遣词造句亦较前期来得犀利刻薄。孙绍振先生对唐敏作品与陈忠实《白鹿原》的评论便可看作是这种前后期差异性的典型表现。
孙绍振先生对陈忠实与《白鹿原》的火力何以来得如此的猛烈？对此我真的感到莫名其妙。对于陈忠实的《白鹿原》，评论界已对它作出了不少深刻、透彻的探讨与解读，他们既正视了《白鹿原》的不足更肯定了它的价值。令人遗憾的是，评论界宿将孙绍振先生却偏偏无视《白鹿原》的成功之处，满视野只有它的败足。“人物刻画的彻底失败”；“犯了一个悲惨的错误”；对不同艺术形式的不同规范“缺乏起码的体验”；语言是“非必要成分”的语言，“笨重到叫人喘不过气来”……总之，“陈忠实的艺术修养……只能是等于零”。陈忠实的《白鹿原》确有不足，但这样以一角代整体，是任何一位评论家都应禁忌的。
孙绍振先生采用了“必要的与不必要的”定论来对陈忠实《白鹿原》的语言进行了分析研究，并选取了描写得“最精彩的场面”的一段文字作了范例。毫无疑问，孙绍振先生的研究是有其独特见地的，但孙先生或许一时忘记了文本话语与现实语言的差异。文本话语只有存在于文本中才能显示其价值，而一旦脱离了文本中的独特语境，便失去了其作为构成文本要素的意义。孙绍振先生对所选取的一段文字进行了近乎语法学的分析，这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妥，但孙先生据此定论文学?尤指小说?创作的语言必须要达到彻底符合语言学标准的程度，给人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之感。我想这或许由于孙绍振先生没有搞长篇小说创作，否则他肯定不会如此轻率就将陈忠实的语言能力判了死刑。诗歌语言与小说语言存在差异。诗的语言讲求精炼，讲求忽略逻辑中介的组合以追求语言间的距离从而辟造意象的空间；而小说语言恰好相反，需要的是直接、连贯的语言，这种语言更倾向于生活性，用某作家的话说，小说的语言就是“废话”，只要会写“废话”就可以写长篇了。诗歌语言可以因“无理”而“妙”，假如小说语言亦如是，那只能是“无理而谬”。
以上所言只是我阅读《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探险》一书的一点体会与感想，但不能说是我在解读了该书后提出的观点与看法，因为我根本无法完成对它的解读。尽管如此，我仍想藉此聊聊，就算是对自己花费在该书有的两个多月时间的见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