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整理出版《周作人自编文集》视为一生主要工作之一；事实上也是如此，整整忙了两年时间。我读苦雨斋的书，始于十五年前，最早接触的是上海书店影印的三种，即《知堂文集》、《知堂乙酉文编》和《过去的工作》，内容不说，单那形式就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以后读到周氏著作各种选本，都不能令人满意。作者生前编定一本本集子，无不花费一番心思。而且不像鲁迅惯用编年方法，一本书中文章排列顺序，乃是别有安排，好比营造一种语境，后人打散重编，这语境也就破坏了。岳麓书社曾经大致依照原样出过其中十几种，说来甚合我意，可惜中止了；如果当初此事得以完成，我倒是乐得只当读者。而没来得及出的那些，却是平常不大容易见到的。一度我打算接着做下去，先是编辑出版了《关于鲁迅》，内收《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鲁迅的青年时代》；继而计划把自《秉烛谈》至《过去的工作》各集合刊一部“知堂十种”，却未能如愿。后来再读岳麓版诸书，觉得装帧未免简陋，校改略嫌过头，所以下决心整个儿重做一遍。恰好与出版社方面不谋而合，于是就动手做起来了。
“周作人自编文集”这题目上来即已拟好，意味着划定一个范围。集外单篇文章还有很多，后人汇录为《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和《周作人集外文》（四九年以前部分）出版，虽然尚不齐全，已有二百多万字了，——只是将作者自编《木片集》当作“集外文”拆散收入《四九年以后》，未免荒唐。整理出版周氏的集外文，诚为必要之举；然而周氏的集外文与集内文，严格讲并不具有同等价值。特别是早中两期，当时他出书实非难事，之所以不打算收入集内，想必有其一番道理。虽然不能一概而论，譬如《秉烛谈》有《明珠抄》一组，篇末云：“《明珠抄》十九首，本是念五年冬间为《世界日报》‘明珠’栏所写，今因上海兵燹，原稿散失，重检得六篇收入，皆是年十二月中作也。”另外那十三篇，或许本有收录的可能；但是像《苦口甘口·遇狼的故事》所说的“此次又复谈起狼来，陆续写了数千言，近来想要编集，这种文章照例是不适用”，显然与之不可同日而语。这当然只是作者自己的意见，但是我们未必不应予以尊重，至少也当引为参考；我读后人所编分类或编年本子，集内外文混在一起，似乎不甚妥当。至于晚期文章很少收集，部分或是出于无奈，但是我们无法代为甄别；而且将自编《木片集》与当初报纸刊文加以对照，字句改动颇多，从这一点考虑，集外文与集内文也有区别。此次只整理出版作者亲手编就的集子，就是这个道理。
严格说来，“自编文集”这名字需要打些折扣，至少得加个定语，即校订出版的只是“现存的”周作人自编文集而已。曾面世者，未面世者，凡是目前确实找不到的，也就不在此列。而这颇有几种。据《知堂回想录·自己的工作三》记载：“在乙卯年十月里，将那讲希腊的几篇抄在一起，加上一个总名《异域文谈》，寄给小说月报社去看，乃承蒙赏识，覆信称为‘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作，并由墨润堂书坊转送来稿酬十七元，……”有关周氏的传记论著谈及《异域文谈》，往往闪烁其辞，从不超出《知堂回想录》的介绍范围，我想作者其实未曾寓目。此书遍觅不着，或已失传。此外散失的书稿，尚有《桑下谈》（1937年）和《绍兴儿歌集》（1958年）两种；1945年还曾写有一本笔记，也已亡佚。记得周劭著文说“文革”后见过知堂一部手稿，题为《秋镫小抄》，或即为该书欤，然早已不明下落。除去这些，周氏自编文集共计三十六种，都收入这套丛书了。
以上讲了许多，可以归结为“存真”二字。我编订周氏翻译作品为《苦雨斋译丛》（已出十种），即遵循此一原则，这回也不例外。所以尽量选取较好版本；编次内容，则一律依照原样。所谓“较好版本”，即从后不从前，以作者最终确定的形式为准。譬如《自己的园地》最早由北京晨报社印行，以后作者重加编订，另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这次遂选择后者作为底本。当然“较好版本”只是相对而言，不一定尽善尽美，此时存真就成了最高标准。周氏各书面世于不同时期，受当时特殊情况影响，或有不尽如人意处，好比为《秉烛谈》所作序言，该书出版时未及收入，而编进《秉烛后谈》；《秉烛后谈》的序言，则编进《立春以前》。凡此种种，皆一仍其旧。当然调整一下轻而易举，然而也就违背尽量存真的初衷了。其实此等处最能见着时代痕迹，保留不无意义。另外《知堂乙酉文编》与《过去的工作》本系一书，题为《乙酉文编》，由曹聚仁析而为二，以谋出版；此事发生在作者生前，可以认为是经他默认了的，因此也就保留原样。总之整理前人著作，除必要之举外，编者个人色彩愈少愈好，这是我的“编书观”。当然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不干了。这也可以举个例子，《苦雨斋序跋文》中，《点滴序》与《空大鼓序》二文原来内容颠倒，张冠李戴，当系编辑失误造成，这次便掉换过来。此做与不做的分寸如何把握，不妨设想一下，假若作者健在，他会怎么行事。此语近乎玄虚，却是大致不差的。
我为这套书所做事情，始终未曾超出“校订”范围。具体地讲，即：一，尽量搜求多种印本及报刊进行校勘，并对显系排印失校者酌予订正；二，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但可通假者仍予保留；三，给正文中提到的书籍和文章标上书名号，原作书名写法不规范，不便添加符号者，容有空缺；四，其他标点符号用法，多依从作者习惯，只对个别明显排印有误者予以改动。这里插说一句，这些年来出版书籍，大概为了醒目起见，常将引文单独分段，上下空行，改排另种字体。这办法决不适用于知堂文章，尤其是“文抄公”之作，因为那里大量引文与其间所缀己语完全融为一体，倘予以割裂，文章气脉就断绝了。
上述诸事，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是第一项。例如《知堂乙酉文编》中有篇文章，正文、目录均作“无生老母的信息”，此文原载于《杂志》十五卷四期，亦作“信息”，殊不似知堂惯常用法。查手订目录以及信札，一概写为“无生老母的消息”，于是依此改正。又文中引语有“有曾子，前来引路”一句，前后皆为三、三、四句式，可知此处脱失三字。复查《杂志》刊文，乃是“有曾子，和孟子，前来引路”，因予补上。通过此类校对，我有一个发现，说来很有意思：周氏集子里的错字，文章最初发表时有错的，也有不错的；报刊上的那些错字，集子里多半依旧如此。周氏给报刊写文章，一律索回手稿；那么后来编集子（前述《木片集》除外），提供给出版社的并非这些原稿，而是剪报了，虽然他讲过保留原稿是为了“以备编集成册”（《〈周作人文稿〉跋》）。而作者对所编集子，似乎并不多加校订，所以一本书初版如有错字，以后各版亦不见改正。从前读到废名在《知堂先生》中说的：“他对于自己是这样的宽容，对于自己外的一切都是这样的宽容，……”尚感不解，至此乃有所领会了。
至于二三两项，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关键是要建立一套标准，能够一以贯之。常常此处改着合适，彼处却行不通，只好把原来改过的再改回来，以至一大摞校样，整天被我翻来覆去。有两位朋友在这方面给我不少帮助，一是谷林翁，一是扬之水，我所犹豫不决者，每能代我一决之。谷林翁前后赐函六七通，专门讨论上述标准问题，对我来说，诚为发聋振聩。譬如我曾询问《关于陶筠厂》一文中“抄”、“钞”互见，是否应予统一，回信有云：“顷得廿三日手笺，即检《药味集》中陶筠厂一文读了两遍，并将相关字句列出，稍作比较，我觉得似乎‘钞’字是照原书径引的，即指筠厂的各书‘抄读’，‘抄’字则是指《筠厂文选》所抄入的各书小引及选录原文，因之仅第十五页三行的‘越绝书抄小引文选无之’一句的‘抄’可斟酌外，其余似悉可不改。因抄与钞两字通行，不在异体之列，也不属于繁简的区分，我们现在求‘统一’是要求改正信笔任意写出的并行文字，如作者写成两体却是经过思虑显有区别的，则不必为之强扭。上述十五页三行原文，如作‘文选未抄越绝书小引’或‘越绝书小引文选未抄’，则‘抄’自不当改，现在的写法却可读作‘《越绝书抄小引》，《文选》无之’（即引书名时略一‘读’字），故尚可斟酌改与不改之间也。”小子何幸，得遇如此用心之人，古人云“天时地利人和”，至少末一项是占着了。
《周作人自编文集》绝大部分均为印本重刊，有两种却是例外，值得一提。一是《老虎桥杂诗》。周氏旧体诗集，从前岳麓书社印行过一种《知堂杂诗抄》，即便删去后人增补部分，仍然无法恢复原貌，与“自编”体例有所不合。谷林著《书边杂写》讲到，六十年代初他曾从周氏借给孙伏园的手订稿本过录一册，迄今尚存。这次承蒙慨允，因据以排印，收入丛书。此本且较岳麓本多出三十多首，其中有二十首向未发表。纵览周氏著述，反思生平最深切者，莫过于狱中诗作，那么据谷林抄本印行的这部《老虎桥杂诗》，对于读者与研究者应该不无裨益了。一是《知堂回想录》。这书最早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以后内地各本，都是依照三育本翻印的。错字实在太多，几乎不能卒读。我很想勘正一番，苦于无所依据，只好作罢。起手校订《知堂回想录》前，作者家属告知原稿尚在，并惠借复印件一份，计目录八页，正文五百五十四页。时为前年盛夏，每天早晨八点我开始工作，除吃中晚饭外，一直干到夜半，整整用时一个月，才告完成。订正三育本错漏字句，有数千处之多。有些错误实在有趣，如该本《风潮》一章，有一处作：“……可是这不但总办有这样威势，就是监督也是。学堂的情形，却是很幼稚的说法，……”《风潮二》一章，有一处作：“……从前两堂的学生互哄，着实厉害，或者因为是本家的缘故，……”另一处作：“……也顺便报告些相仇视，时常有决斗的事情发生，……”过去我怎么都读不懂，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回一看原稿，敢情有一页被放错地方，竟然就那样付印了。《风潮二》中“着实厉害”以后，“相仇视”以前，将近一千二百字，应该在《风潮》“就是监督也是”与“学堂的情形”之间，而“两堂的学生互哄”之“哄”字显系当时校对者添写，以求弥合的。至于原稿本身的错字，凡我有所订正之处，特地列为校记，附于卷末。整理此书甚感快慰，因为周氏这部集大成之作，在完成将近四十年后，终于以其真实面貌问世了。
以上所说都是闲话，正经意思一点儿没有，譬如出版这套书，目的何在，价值何在，等等。这样的话我向来是讲不好的，不如不讲算了。其实我不过是个普通读者，平时喜爱读书，知堂著作乃为其中之一，我希望能有一套较好版本，读之方便，藏之值得。天下大着呢，或有与我同好者亦未可知。这回做成此事，就算代劳也行。
（《周作人自编文集》，止庵校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共36种（35册）339.9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