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第三次浪潮比作一枚硬币，知识经济是朝上的一面，体验经济就是朝下的一面。上面代表生产，下面代表需求；上面代表产业结构升级，下面代表需求结构升级。
知识经济那种以生产决定消费的价值取向，在纳斯达克股指暴跌中已暴露了它的弱点。痛定思痛，我们从中认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经济，必须上下翻个，从以生产为中心，转向以需求为中心；从以厂商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
体验经济，正是以需求为中心的第三次浪潮理论。强调需求结构升级的体验经济，是“泡沫”病的治本之药。这就是为什么网络股泡沫破灭后，人们普遍接受体验经济的原因。
体验经济，让我们终于参透知识经济：不是风动、幡动，而是心动！
纳斯达克指数暴跌，人们普遍得出了要盈利的认识。这只是一种表象的认识。根本性的反思应当是意识到：原来，我们观察第三次浪潮的总角度出了大问题。我们只从知识经济这个生产者角度，认识我们可以给这世界提供什么新东西，而没有从体验经济这个相反的消费者角度认真思考这个世界需要什么新东西。结果，产业结构从农业、工业升级到信息业，而需求结构却没有相应地从生存、发展升级到自我实现。搞市场经济，却没有跟着需求节奏走。这就是痛定思痛后的一个基本认识。
我非常赞同汪丁丁关于体验经济这个提法比知识经济好的意见。这也是派恩二世写作《体验经济》的本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汪丁丁说：“恰好在烟消云散之后，这本书的价值才显现出来。”派恩二世说：“我们认为，能最好地展现知识价值的经济提供物——智慧积累的结果——是能够转型顾客的提供物，提供物当然不是智慧本身，智慧只是一种载体。真正的提供物是改变了的每一个顾客。”转型，就是指自我实现。意思是，第三次浪潮需求不同于工业社会需求的根本点，表现在用户要从满足生存需求（农业型需求）、发展需求（工业型需求），升级为自我实现需求，而不能简单化理解为消费信息产品。
互联网“泡沫”的教训在于，我们错误地把需要信息和知识，当作结构升级的本质，而没有意识到，真正能带来盈利的需求，是升级为自我实现的需求。如果说我们有什么错误，那么，片面地理解知识经济，就是最大的错误。信息和知识，只是一种“合目的”性，而不是目的性。而体验经济，是一剂对症的解药。它从生产目的的高度，彻底总结了新经济条件下需求的特殊本质。它指出当前世界经济条件下的盈利，不是一般性地转向需求，第三次浪潮的生产条件下，需要将需求升级到自我实现这个更高层次上，移向价值链的高端，才能与时俱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是“后纳指时代”盈利问题的总结论。这就为饱受产品战、服务战之苦的人们，指出了赚大钱的总出路。
我说“矫正”知识经济，不是说知识经济错了，而是说不能光从知识经济这一个角度理解新经济。针对当前时弊，更要强调从体验经济角度，“完整、准确”地理解新经济，我们才算没白交学费。
抓住派恩二世来京的机会，我当面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对体验经济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1、从客体经济转向主体经济：用户为盈利之本
派恩二世观点中非常令人嘱目的一点是，他完全否定知识经济的说法，也不承认所谓“知识管理”。
5月20日上午，我问他：汪丁丁认为体验经济这个说法比知识经济好，你到底怎么看，是否可用体验经济替代知识经济？
派恩二世说：是的。我相信，体验经济会取代知识经济。因为体验提供的是独立的经济提供物，而知识最多只是信息，只有独立的经济提供物才能构成经济。
我发现，从与知识经济相反的角度观察新经济，是派恩二世纲领性的想法。他的所有理论，都贯穿着这种独特视角。体验经济对纳指泡沫的天然免疫力，也主要来自这种立场。
他认为，经济价值的演进，是按commodities日用品（原料）、good商品（半成品）、services服务、experience体验这个顺序发展的。仔细分析，其中逻辑是按“客体－主体”二分法来划分对象。Commodities与Good都属于客体，前者是纯客体对象（相当于亚里斯多德说的“质料”），后者是打上主体印记的对象（通过Make创造的第二自然，相当于人化自然），是半客体；services和experience都属于主体，前者是半主体（服务是以用户为主，但商家还做不到定制化，服务是商家Deliver提供、递送给主体的），后者是纯主体（消费者作为演出者，本身即生产者）。因此经济演进就是从“纯客体－半客体－半主体－纯主体”的顺序发展。
这样一来，就与知识经济的立场和出发点有了区别。派恩所谓知识不是经济提供物，是指客户需求的对象不是知识。比如，客户喝星巴克咖啡，就不是消费知识。推论是，如果仅把知识（或IT产品）当作用户需求，必然会把新经济的路越走越狭窄。这已经为后来的实践所证明。派恩二世不是不重视知识，他推崇的是日本人提出的“知识价值”，重在价值（即对于用户主体的意义），而非知识本身（对商家自我管理的意义）。换句话说，派恩二世之所以不喜欢“知识经济”这种提法，可能是因为，知识经济的鼓吹者们在互联网高潮中，过分渲染了技术、信息这些生产品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消费主体的反应。
矫枉过正，派恩反其道而行，把消费主体的反应，摆在经济问题的第一位，从主体需求本身倒推知识供给，就从出发点上，把握了盈利问题的根本。
2、从发展需求转向自我实现：“体验加鼠标”
我问派恩的另一个问题，关系到新经济条件下，导致盈利的需求的性质。我的潜台词是套问工业社会需求与信息社会需求的不同点。
我说：你举了那么多例子，都是说自然人的体验，但联想还提出了另一种体验的概念，可以适用于不长鼻子不长眼的企业，就是帮助用户成功，达到企业的自我实现。你如何看？
派恩二世说：其实联想说的与我说的没有什么冲突，实现用户的转型，成功就不能只是产品、服务，而是要提供独特的服务，使用户最终成功，实现转型。
可见派恩说的转型，就是“自我实现”。我私下问派恩时，他也赞同用“高峰体验”来刻度体验。这和托夫勒跟我说，他赞同用马斯洛的自我实现定位“体验”，所见略同。
用“转型”或“自我实现”定位新经济需求，有重大理论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因为自从纳指暴跌后，就兴起“水泥加鼠标”的说法。我一直认为这种说法有问题。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当然不在于它强调了需求，从片面强调技术供给（鼠标），转向兼顾业务需求（水泥），这是正确的。问题是，“水泥加鼠标”隐含的意思，是工业化需求加信息化供给。这个结论有正负两面性，一方面，强调在落后情况下，信息技术要与传统产业需求结合，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副作用是诱导人们以为，产业结构升级（生产升级到鼠标这种信息化阶段的工具），需求结构不需要升级（需求还是水泥这种工业阶段的需求），这会带来新的供求不对称。我坚持认为，既然是搞市场经济，就不能光强调生产方面的结构升级，而要同时强调需求方面的相应升级。纳指暴跌前，人们误以为信息和知识就是升级后的全部需求，固然是知识经济中一些片面理论的误导；但纳指暴跌后，人们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需求干脆别升级了，这同样存在误导。
体验经济好就好在，他既不认为知识就是第三次浪潮的全部需求，也不认为第三次浪潮没有需求可升级。而是认为，生产方面从工业资本升级到知识价值后，需求方面应相应地从发展需求升级到自我实现需求。体验就是从用户对使用价值的主观反应角度描述的自我实现需求。
自我实现需求，对自然人来说，就是快乐，对企业来说，就是成功。让用户快乐和成功，是产品经济的价格战和服务经济的服务战饱和后，价值链上移的主要战略空间。正如派恩二世在回答新惠普公司关于把握体验战机时说的：如果你发现产品越来越商品化（commoditisation，派恩二世的个人术语，指大众趋同化），与别人没有差异化，就要考虑设计进入体验经济；如果是体验式产品，就会和别人的有更多的区别。比如，很多卖车的公司竞争，拼价格、拼服务，你去建驾校，让用户体验熟练的驾车技巧，就可以让车卖得更好。
体验经济对于纳指暴跌后的商家如何盈利，具有战略上的指导意义，派恩二世的主张与“水泥加鼠标”不同，应当算“体验加鼠标”，本质是向需求结构升级要效益。当前，我国新经济发展，一些方面片面强调产业结构升级，忽视甚至压仰需求结构升级，是一个不好的倾向。《体验经济》对于向市场方向纠这方面的偏，十分有现实意义。
3、从一般等价转向使用价值
工业经济中，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都崇尚一般等价交换，而贬低使用价值交换。体验经济，实质是在更高阶段倒过来，让使用价值反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价值尺度。换句话说，就是在产品制造和服务达到工业化后，把每个人依据对快乐和成功的个人定义，而对使用价值（效用）的评价，作为定价（确定一般价值）的依据。这就是所谓“个性化”的实质，也是自我实现的具体实现方式。体验，在这里可以表述为以快乐为福利标准，对效用的个体反应。这不是在简单回复到边沁时期的古典主义，而是进到黄有光的福利经济学。周岩和远江的《体验营销》就从理论上深刻地总结出使用价值的复归这一点。
派恩二世的理论并非无懈可击。我与他当面交流后，感觉到这一点。当然，许多属于他的理论风格，无所谓对错。如果以柏拉图的体验定义（以非理性形式把握理性内容）划分体验经济的流派，派恩二世属于偏重“理性”内容的一派，而史密斯属于偏重“非理性”形式的一派。
这次见面，我反复试探派恩二世对体验中的“非理性”因素的看法。非理性，是指直觉、审美、潜意识这类形式，又叫行为理性，以与经济人理性相区别。我问他，怎么看待像足球中出现的快乐和迷狂这种非理性的满足。总的感觉，派恩二世虽然满篇谈得都很“感性”，但他骨子里是理性的，认为“感性的”、“非理性的”是第二位的，从属的。他不认为体验满足的是精神需求。他把体验中的非理性因素，理解为可以通过理性无限细分解析出来的东西，理解为个性化。大规模定制，就是把握个性化需求的理性方法。
派恩二世反复用“commoditisation”（大规模商品化过程）和“customisation”（定制化过程），来说明行为派体验经济用直觉把握的东西。前者指为获取规模经济效益的生产，同时也是标准化过程扼杀了物品的个性意义的过程；后者指个性凸显的过程。在他看来，体验经济是这样一个理性的问题：commoditisation解决大规模问题；customisation解决定制问题。体验经济既要大规模，又要定制，而只有知识才最适合大规模定制。因此知识与体验是最好的一对。
这只是理性派的一家之言。我想我们不会迷信到因为派恩二世是《体验经济》作者，而认为体验只此一途。非理性派（行为理性派）至少在两个方面，比派恩二世思考得深入，一是从福利经济学角度，重新定义福利和快乐的价值（典型问题是有钱与快乐的关系），而非个性化的价值，从而有利于在生产与消费真正合一的基础上建立体验经济的基础；二是从行为经济学角度，揭示经济人理性的局限，为系统探索行为理性的规律，打下理论基础。
如果我们把两种流派的体验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就会看出，经济从产品物物交换，到服务中的价值交换，再到体验中的个性化效用交换，这种使用价值的回归，同时意味着快乐、个性化和行为理性。它反映了需求结构升级的特殊规律。
体验经济来到中国，来得正好。
虽然中国经济的整体，还在产品制造和服务阶段，但体验经济作为需求导向理论，在引导需求结构升级方面，有非常积极的理论意义、政策意义和实战价值，值得各方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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