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盛夏。一个十三岁的乡下男孩攥着向父亲讨来的两元钱，光着脚走了十几里路进了县城。新华书店是他惟一停留的地方，久经烈日曝晒的少年在眩晕状态中鬼使神差般抽出了那本上海古籍版的《唐人七绝诗浅释》。
这便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买书。我至今不能理解以当时幼稚的头脑怎么会相中这本古籍读物，因为其时我与唐诗的关系不过是刚在语文课本里学了贺知章的《回乡偶书》。
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唐人七绝诗浅释》是我惟一的藏书。直到现在，我已藏书数千册，架上图书几经更换，这本连版权页和那个叫程千帆的人写的《后记》都没了踪影的旧书仍然默默地立在书架上。回首前尘，我并不想使用“精神启蒙”等一类字眼来夸大一本普及读物对一个懵懂少年的影响力，我只是坚定地认为，《唐人七绝诗浅释》是我所知的最好的古典文学入门书，它既讲典章故实和古典文学（而不仅仅是诗歌）常用的技巧，也揭示创作心理，还对不同作品较其高下，在提高读者审美能力上真正做到了度金针予人，而这一切都是通过作者那极为平易流畅的语言完成的。书后另有作者用浅近文言作的《旧释23首》，当日它让一个顽劣少年深深沉浸在了母语的魅力中，试看作者释李益《隋宫燕》曰：
此吊古之辞而托燕以寄慨也。宫花将落，旋已成尘；旧国芳春，如今安在？而从“燕语如伤”见之。燕犹如此，况于人乎？是更深一层写法。刘梦得《杨柳枝》云：“炀帝行宫汴水滨，数株残柳不胜春。晚来风起花如雪，飞入宫墙不见人。”刘诗之柳，即李诗之燕，可参证也。
……刚从水田里拔出脚来，“小资”情调又蓦然涌上心头，反差未免太大，然而这是真实的。它让一个不识愁滋味的农村男孩第一次体验到了一种微妙的情愫，心里仿佛被虫蛀着，却又欲辨忘言。
那个叫程千帆的人写的《后记》虽然被我看丢了，但我记得他主要说了三点，一是作者沈祖棻是他的妻子，二是作者已经因车祸去世了，三是说此书是根据作者生前为学生授课的讲义整理的。此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出过新版本，但我不用翻新版本也相信我的记忆无误，因为稍具读书经验的人都知道，当你读到一本好书时，“作者已经不在人世了”的信息总会给你较强的刺激。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程千帆、沈祖棻是以研究古典文学而享誉海内外的一对贤伉俪。“昔时赵李今程沈”，诗人沈尹默1954年题在沈祖棻《涉江词稿》上的一句诗如今已成定论，而当初这种评价却只能在很小的圈子里流传，尤其是沈祖棻，给外界的印象几乎是一纯粹家庭主妇。长期以来，我们这个社会是拒斥、侮蔑“儒雅”的，所以沈祖棻除了在建国前印行过新诗和小说，建国后直至去世，她的著述就没有正式刊印过。现在好了，不仅是单行本，四卷的《沈祖棻文集》也已正式出版。因为偶然的机缘，我得到了一本江苏古籍1996年版的由程千帆笺注的《沈祖棻诗词集》。得书的当晚我便早早沏上一杯清茶，急不可待地捧读起来。原以为这个夜晚会重复当年读《唐人七绝诗浅释》的体验，又是一次愉悦的读书之旅，没料到我的心情很快便沉重起来。这实在是一本沉重的书，它有“七言八句”等传统的外在形式，而其内核却分明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李易安柔弱的笔下也曾吐出泣血的文字，但那是在南渡之后在身逢国破家亡之后，而当代李易安挑帘出场便只闻颦鼓声声，《诗词集》开卷第一首是作于1932年的一阕《浣溪沙》：
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颦声里思悠悠。
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
当作者搦管之际，日寇进迫，国难日深，一句“有斜阳处有春愁”以其意味深厚为时年二十三岁的作者赢得了“沈斜阳”的美誉，然而当年盛赞“沈斜阳”的词林名宿们可会想到，对一个妙龄女子来说，这样的佳句实非吉祥么？沈祖棻啼声初试，“有斜阳处有春愁”美则美矣，却奠定了她创作和人生的基调，即使是“呢喃儿女语”，也全非旧诗词闺情密意的面目，饱含了普通百姓在寻常生活中的酸辛，她也写爱侣的“离绪”，下笔却是“便明朝真有书来，还应只是闲言语”，款款深情全以淡语出之，一看就非闲说愁的闺中淑女，而仿佛是操持一日三餐的读者邻家姐妹。赵瓯北诗曰：“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但“幸”与“不幸”如何界定？人们应该为那些苦难生活浸泡出的佳作而击节称赞，但如果稍稍偏离一步，就像大多数论者所乐道的，认为国破家亡成全了一个大词人李易安，那实在是一种旁观者的残忍！《沈祖棻诗词集》摆在面前，若以一种赏玩的态度，“国家不幸诗家幸”是很容易到嘴边的一句感叹，而穷根究底，我们却不能不说，写出这些诗词正是诗家沈祖棻之大不幸，正是那代知识分子之大不幸。
关于沈祖棻诗词的艺术成就，乔大壮、沈尹默、朱光潜、台静农等诸前贤已有定评，非小子敢下雌黄。我更感兴趣的是沈程夫妻通过诗词、笺注透露出的那代知识分子的心境和遭际。我注意到了蒋介石及其政权在作者前后所作诗词中的不同形象，抗战前期，沈祖棻填《临江仙》有“天涯芳草遍，第一忆王孙”，《浣溪沙》有“龙鸾交扇拥天人”，笺注者直言不讳地指出，“王孙”、“天人”都是指当日宣誓抗战到底的蒋介石，而到了1947年，“王孙”、“天人”又成了“乾坤一掷独夫狂”，这就是史实，可以见出知识分子思想的转换。读至此处我不禁想起了《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中所记：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狱中陈独秀先是欣喜若狂：年底，蒋介石被放回南京时，放了一夜爆竹，陈独秀从梦中惊醒。他说，从爆竹声中，可以看出蒋还有群众基础，又说：“看起来蒋介石的统治是相当稳固的，不像我们分析的那样脆弱。”这样的细节读多了，历史的真相当能灼然可见矣。
沈祖棻写时事时爱用“香草美人”的比兴体，程千帆作笺注，很大一部分便是注其“本事”，舒芜先生誉为“前无古人的笺注”。不过，我个人并不赞成以“香草美人”来喻时事的写法，好像专门留待后人去猜笨谜似的，窃以为，要记录时事，还不如写几行三言两语的日记。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诗词和笺注中实写当时后方生活的内容，例如《虞美人》五首其一曰：
东庠西序诸年少，飞毂穿驰道。广场比赛约同来，试看此回姿势谁最佳？
酒楼歌榭消长夜，休日还多暇。文书针线尽休攻，只恨鲜卑学语未能工。
程氏笺曰：
当时成都有西人主办之教会大学五所，其四所在华西坝。学生习于西俗，虽在国难深重之际，诸女生犹每年进行姿势比赛，最优者为姿势皇后。至于荒嬉学业，崇拜欧美，以能操外语为荣者，滔滔皆是，故词云尔。
又如《减字木兰花》四首其一曰：
肠枯眼涩，斗米千言难换得。久病长贫，差幸怜才有美人。
休夸妙手，憎命文章供覆瓿。细步纤纤，一夕翩翩值万钱。
程氏笺云：
抗日战争后期，大后方国事日非，民生贫困，以写稿为生，无固定收入之作家，处境尤艰，甚至以贫病致死。则或有贵妇名媛为之举行舞会，以所得之款从事救济。时人遂谑云：先生们的手不如小姐的脚。……某君咏公务员云：“何事不可作，偏为公务员。家贫儿作仆，柴贵饼当餐。两脚奔寒暑，六亲断往还。只缘棺木贵，不敢上西天。”彼时成都皆以柴炊，须取之百里外，故售价颇高，而麦饼有名锅魁者，其价差低，街头巷尾皆有之，平民或购之以供日食，故第四句云然也。
像这样的诗词和笺注，堪称达到了诗与史的完美统一。
当代李易安也有至刚至烈的一面。程沈夫妻抗战中栖身的金陵大学，负责人将政府发给教职员的平价米高价售出中饱私囊，事泄后，对主其事者穷追不舍并不惜以去就相争的竟然是平日温文尔雅的程氏夫妇，这也为后来程千帆在“鸣放”中那段三反、思想改造的成绩“伟大个屁”的“狂吠”作了注脚（见朱正《1957年的夏季》）。1947年6月1日，国民党军警包围程沈执教的武汉大学，酿成“六一惨案”，沈祖棻以一首《鹧鸪天》记其事：
惊见戈矛逼讲筵，青山碧血夜如年。何须文字方成狱，始信头颅不值钱。
愁偶语，泣残编。难从故纸觅桃源。无端留命供刀俎，真悔懵腾盼凯旋。
“真悔懵腾盼凯旋”！愤激之语，女词人真的是怒不可遏了。这已经离“温柔敦厚“的诗教越来越远，《漱玉词》中当然找不到的。
沈祖棻《涉江诗》的绝大部分作于建国之后。作者由词入诗，风格竟也一变而为沉郁，也许这并非作者自主选择的结果？程千帆在“反右”中被流放到湖北沙洋农场，“全家生活遂由祖棻一人负担。时先君先继母健在，余夫妇及三妹一女，共八口”，于是我们读到了这样一首千古绝唱，题曰《千帆沙洋来书，有四十年文章知己患难夫妻，未能共度晚年之叹，感赋》，诗云：
合卺苍黄值乱离，经筵转徙际明时。廿年分受流人谤，八口曾为巧妇炊。历尽新婚垂老别，未成白首碧山期。文章知己虽堪喜，患难夫妻自可悲。
五十六字道尽一代知识分子之遭际，如杜甫《秋兴》般沉郁苍凉，让后人感喟不已！以外孙女姓名为题的《早早》是一首博得朱光潜、舒芜等名家激赏的长篇叙事诗。它用家常语写一个天真活泼不知世事艰的小女孩，写打入另册的外祖父外祖母与外孙女之间的天伦之乐，诗的最后说：
儿生逢盛世，岂复学章句。书足记姓名，理必辨是非。毛泽东思想，指路路不迷。但走金光道，勿攀青云梯。愿儿长平安，无灾亦无危。家家（湖北方言称外祖母为“家家”）老且病，难见儿长时。赋诗留儿箧，他年一诵之。
字字平淡却又字字沉痛，深夜吟咏，不觉潸然涕下！舒芜先生说诗的最后几句并非反讽而是真的“虔诚”，我以为是否反讽只有起作者于地下了，但若真出于作者的“虔诚”，此诗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将给后人留下更多的思索空间。
程千帆在他的口述自传《劳生志略》中评价妻子时说作家是她的本份，而学者是其余事，其实作为作家的沈祖棻也远未能留下与她才华相称的作品，如果不是“八口曾为巧妇炊”和另外一些更重要的众所周知的原因，不论是作品的质量还是数量，不论是当作家还是做学者，这位当代李易安的成就都会丰茂得多。我们再想想曾被胡适认为最有希望的历史学家周一良，立意写出独具风格的《中国文学史》而未成的聂绀弩，改行当博物馆解说员的沈从文，有世界戏剧大师之相而后半辈子写出的戏却被黄永玉指为“一个也不喜欢”的曹禺……让我们说什么好呢？钟敬文挽聂绀弩曰：千古文章未尽才。有此一句，千言万语都是赘疣了。
（《沈祖棻诗词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