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与文学阅读的分化是文学发展成熟的必然产物，并因现代学术制度的建立而得以规范和强化，如果当下的文学研究者还在想以自己所归纳的条条框框、定义定理来指导阅读乃至创作，那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文学研究的专业化特性决定它注定是一场少数人参加的边缘化的文化表演，而文学阅读则逐渐演变成体现公众潜在文化素质和精神走向的日常生活方式。全社会的文学阅读往往可以解读为社会良性运作的一种表征，而对文学研究的全民参与则只能证明社会运作的失衡和秩序的破坏。就由一部小说而形成的专学——红学而言，尽管整个二十世纪它一直喧闹异常，因获得了过多参与和关注而成为人文学科的显学，但仍基本局限在知识阶层，即使是五十年代参与人数较多的对胡适、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也仍是如此。不过倒是有一次例外，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毛泽东他老人家以其个人无与伦比的政治号召力，由一次看似不经意的谈话，造成了一场众多人等参与的会战式的读红运动，一时间，工农商学兵齐上阵，各文化机构紧急动员，红学论文成批推出，构成了本世纪甚至是整个人类学术史上空前绝后的学术奇观，当然也可以称之为学术灾难。其结果怎么样，相信每一个过来人心中都有数。这场全民防空演练似的的参与已成为红学史上的一场梦魇。
但是近年来在红学研究界中存在一种倾向——借助公众的诉求。这种诉求的原因并非是来自外界的压力，而是来自红学研究人士自身，准确地说这是一场突围表演。就其动机而言，不外两种：一种是陷入学术争论后的求助。一部红学史也是一部学术论争史，其争论之激烈之混乱，令人惊叹，构成现代学术史上的一道奇异风景。由于过多外界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使红学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场缺少裁判、背景复杂的名利较量。此时的呼唤公众尽管给人一种寻找裁判的表象，但其实质不过是借用舆论和媒体的力量壮大个人的声势，以战胜对手。近年来，红学争论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这种态势，传媒日益增强的巨大影响力，使红学人士对其产生出异常的亲和感，但对学术研究来讲，这不过是干扰方式的一种潜在置换，即从先前的借助政治权力转向如今的借助话语权力。不过，于此倒是可以读出社会文化的深层变迁。另一种动机乃是出于对红学研究状况的不满，即不满于考据之学的过分发达，不满于公众对红学的隔膜。尽管这种动机无疑包含有一种使命感，似乎有着毋庸置疑的正当性，但它更多的停留在表达阶段，表现为一种重新整合红学研究格局的企图。因为到目前为止，还很少见到那种真正面向公众的红学读物。对具有高度专业化的红学研究来讲，公众只能是这座金字塔外的他者，而不是红学突围表演中的接应者，他们没有能力也无意去做红学人士所希望的那种裁判。况且他们的参与对红学并不见得就是好事，也许相反，只会给红学家们带来更大的压力，甚至是对研究的破坏。因为在公众实用主义的价值尺度面前，很多红学中以琐细问题为特征的学术争论会失去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从而显得荒谬。像曹雪芹的家世、祖籍等争得异常激烈的学术问题，尽管在红学界内部具有十分严肃、重要的意义，但老实说，对公众而言，这只能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红学内部的争论只能在内部解决，这注定是一次体系内的革命，群众眼睛雪亮的神话如果不是一个幻想，其适用范围也限定在特定领域。
如果了解和沟通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参与的话，笔者倒是赞同这种形式的公众参与。毕竟在高度分工、专业化的现代社会里，人们的视野变得异常狭窄，成为以专业为壁垒的“井底之蛙”，一个人文学者很可能不知道有关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一个科学家也很可能不知道当今最走红的畅销作家。如此看似荒诞实则平常的现实使相互间的沟通和理解显得更为重要。仅仅有科普还不能代替所有领域的学术研究，有必要另外进行人文领域的学术普及。
再者，文学研究和文学阅读的区别只是学术制度建立后一种专业化、职业化的区分，绝对不是两者彻底断绝往来的理由。就其实质而言，文学研究也是一种阅读，一种高度专业化、精细化的阅读。因此，向非专业的文学阅读提供阅读指导和背景资源，也是文学研究者应尽的一份社会职责。尽管《红楼梦》在近一百年来已被视为民族文学的代表，成为全民阅读的范本，但红学研究自身仍只能是喧嚣红尘外的象牙之塔，其内部争论不休的祖籍、版本等问题细节并非公众阅读的必要资源。不过，红学家们可以通过一些实际的工作为公众提供更好的阅读文本和为红学家所公认的背景资源，而不是借助喜欢惹事生非的各类媒体，将红学内部的裂痕展示出来，以自我表白的方式求得公众的同情和支持。让红学走出象牙之塔的呼唤，在笔者看来，应该解读为一种将少数人智力游戏的乐趣让公众所分享的高尚行为。因此，对为此所进行的各种尝试和努力都应当给予肯定和支持。通过这种沟通而引发公众阅读《红楼梦》的兴趣是可能的，倘要由此从民间发掘出一些红学家期盼中的重要研究资料，从理论上讲，也并非不可能，但若幻想由此产生出几个能开红学新风的年轻红学家来，却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想象。未来的红学家只能是现代教育和学术制度的产物，红学本身即是如此。自学成材在博士、硕士等专业人才成批制造，职业培训和终身教育制度日益完善的当代社会里，只能成为学术史上的特例，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感召层面的意义，因为这种成材方式日益不能适应越来越专业化的社会分工需求，不管这个事实是不是令人感到悲哀或无奈。红学研究本身就是一门具有严格分工的职业，在谋生的同时还能带来一些精神上的愉悦。此话虽然比较低调，也许让一些红学家感到愤慨，但它确实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实。
以上是笔者阅读邓遂夫先生《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书前《走出象牙之塔》一文时所引发的一些感想，并非是对这套丛书得失的具体评论，这是应当说明的。至于该书体例之谨严、校勘之精良等种种特点，笔者将另文评述。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邓遂夫校订，作家出版社2000年12月版，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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