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严复翻译《天演论》（１８９８），总结出“信、达、雅”以来，翻译家评判译文优劣，规矩总是这三个字，可见其在翻译界一统天下的地位。时至今日，人声鼎沸的中国译坛已是奇谈迭出，猛将如云，有建造通天宝塔的，有拆除语言篱笆的，有主张“异化”的，有赞成“归化”的，有在细微处提炼原文精华的，有在宏观处把握译文质量的，翻译学者们乘全球化之长风，正孜孜不倦地建造着所谓中国的“翻译学”。在震耳欲聋的喧嚣声中，“信、达、雅”却很少再听到。原来翻译领域已今非昔比，百花齐放，并无绝对的声音。不同的理论，特别是西方翻译理论，层出不穷，甚嚣尘上，严老夫子泉下有知，也一定会感叹真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啊！
谈翻译，当然要谈眼前这万木皆春的景象，但也不能忘了正是那“沉舟”、“病树”在中国译坛独撑了近八十年，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翻译工作者提供了养料与指南。如果我们将这传统的译论放到现代翻译话语中重新认识，也许仍可以让老“三字经”焕发青春呢！
“信”，就是要把原文的意思说出来。“达”，是文字表达要通顺易懂。至于“雅”，当然就是文雅。只要不深究，严复这翻译标准应该说还挺管用，因为基本上概括了翻译的原则，看到了翻译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可谓言简意赅。但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其内部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有人说，一个“信”就已足够，因为如果不“达”，译文难道还能“信”吗？啰啰嗦嗦之中还有什么“信”可言。有人还说，原文不“雅”译文怎么能雅？并认为“雅”只是风格的一种，不该作为翻译的标准。一百年来人们对严复的“信达雅”评说不断，莫衷一是，不少都说在点子上，说明严复的标准经不起严格推敲。虽然各派众说纷纭，基本都能接受翻译以“信”为主的提法。问题是“信”字也不很容易把握。“信”是要把原文的意思说出来，可原文的意思到底体现在哪里呢？原文的思想、内容，甚至形式都可能参与构成“意义”。所以在翻译学者那里，“信达雅”已被阐释又阐释，但却依然是朦胧模糊。
尽管如此，“信达雅”这个标准毕竟屹立了八十年。这期间，当然也出现过其他有影响的翻译标准，如翻译家傅雷五十年代提出“神似”论，认为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文字上要求用纯粹的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钱钟书六十年代提出“化境”论，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精变成另一国文字，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是达到了“化”境。以后还有不少人围绕“信达雅”制定过一些其他类似标准，但基本上没有太大影响。当然，在翻译实践中，社会对外界信息的需求绝不会被一个学者在书斋里定出的标准限制住。正如孙致礼所说，“晚清的文学翻译并未实行这三字标准。当时，小说被选为改良社会的工具，并非因为它的文学价值或美学功能”。
总结中国翻译的诸多理论标准，我以为至少有两点是共同的，一是大多数标准均强调以目的语为依归，即较强调“归化”的译法。二是标准本身均较含混，经不起论证分析。由于第一点，中国翻译界在方法上势必多赞成“意译”，而较冷落“直译”。如此，原本可以看成是中性的“意译”和“直译”，在传统中国翻译界看来反有了几分褒贬之意，如一般人在评论他认为不太好的翻译时会说“这是直译”，相反，称赞别人译得好时，会说“这是意译”。结果偏重归化便成了中国翻译界一贯的传统。虽然间或也出现过异己的声音，如五四后一段时期，鲁迅等就主张直译，甚至小成气候。但那实际是白话把古文赶出历史舞台过程中的副产品，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过火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翻译策略势必被纠正过来。因此总体上看，偏重意译是不可避免的。有人明确总结说，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一百年的文学翻译是以归化为主调。
第二个特色是中国翻译标准均较含混。这一点恰好反映出传统中国文化较偏重宏观把握的特色。“信达雅”、“神似”、“化境”，一个比一个玄，很难进一步分析求证。但有一点应该指出，含混与否也是相对的，且与社会总体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水平有关。没有接触现代科学熏陶的早期西方翻译理论与当今西方翻译理论相比也显得较含混模糊，同样可能经不起分析论证。换句话说，中国翻译理论重视“浑然天成”的特点既有空间的因素（东西文化本质之别），也有时间的因素（前现代与现代之分）。
这一局面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发生变化。随着中国的开放，翻译活动越来越重要，范围扩大数量增加的同时，对于翻译质量的要求也提高了。人们亟待更有效的理论来指导翻译活动；随着社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也渴望了解现代语言学、现代心理学、人类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和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发现。在这一背景下，西方翻译理论风云际会，长驱直入，直抵中华大地。在“信达雅”的“圈套”中鬼打墙似地转悠了几十年的中国翻译研究者，一下子面对五花八门的新理论，目不暇接，甚至显得有些盲从。在这西风劲吹的过程中，有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对中国翻译理论的现代化建设功勋卓著。他就是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
奈达是美国人，师从几位著名的结构主义语言大师，本身也是有重要地位的语言学家，曾任美国语言学会主席。但这位在学术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偏偏远离学术重镇，默默地在美国圣经协会供职半个多世纪。他一生的主要学术活动都围绕《圣经》翻译展开。在《圣经》翻译的过程中，奈达从实际出发，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翻译理论，最终成为翻译研究的经典之一。奈达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功能对等”。所谓“功能对等”，就是说翻译时不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对应，而要在两种语言间达成功能上的对等。比如Ｙｏｕｒ ｇｕｅｓｓ ｉｓ ａｓ ｇｏｏｄ ａｓ ｍｉｎｅ，若要求文字对应，应该译成“你的猜测和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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