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之际，无数英烈慷慨捐躯，万千百姓惨遭屠戮，人文荟萃的江南，受祸尤巨。满清入主中原后，实行高压统治，文网森严，孤忠劲节之士或匿迹深山，或潜身市井，著作大多埋没不彰。明末遗民中的杰出人物张岱，三百数十年来仅以性灵派小品文名世，极少有人知道他集思想家、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批评鉴赏家于一身，其学识之广博，成就之超卓，足以与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诸大师并有千秋而无愧。
张岱著述极丰，成就殊大，但绝大部分书稿未曾付梓行世，是以后人皆不识庐山之真面目，导致他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的久久缺席。胡益民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从事张岱研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起，遍访北京、上海、南京各大图书馆及私人藏书，搜集、复制、校勘张岱所有的存世著作，在大量占有保持原始面貌的文献基础上，深入考辨，整体贯通，接连写出《张岱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与《张岱评传》，取得开拓性的学术成果。
《张岱评传》被收入匡亚明先生生前任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近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印行。书中在《绪论》之后，首先考索张岱的家世、生平、著述、交游，凸现传主鲜明独特的文化性格，继而分章阐述张岱的哲学、文学、美学、史学思想及诗歌、散文的创作成就，正文后附有《年谱简编》与人名、文献、词语索引，取材广博，组织严密，识见闳通，行文畅达。作者以当今人文学者的目光，对张岱其人其学作全新的观照，而笔者感受最为强烈的则是他切实继承陈寅恪先生的治学传统：“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柳如是别传·缘起》）。张岱生当故国沦亡之际，独持孤臣贞士之操，以其全部的生命热情与力量去反思历史，保存汉民族文化传统于不堕，因而“扬正气，斥势利”，成为贯穿其史学著作以及诗文作品的基本主题。在论述张岱的文艺、美学思想时，对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有深透的剖析：
其一，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然有其超越意识。这种超越意识，即使在政治清明的时代，也只可能部分的与现实短期合拍，更多的情况则是由于看得更远，因而常与现实政治相抵牾，从而有对现实政治或婉曲、或激烈的批评。而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只要不甘沦落为帝王的帮闲，其葵花向阳式的“本分”（封建专制雕塑了这种本分）实际上往往在“内中”改变。而这就先天地注定了他们只可能“穷”而决不可能“达”。其二，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大多“知”敏于“行”，现实操作能力往往不如“办事的人”（朱熹语，见《朱子语类》），这天然使他们与现实的冲突激烈起来。其三，更重要的是封建大一统专制政体本身与“艺术的诞生”实际上是扞格不入的，艺术家——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人类的理性”（康德语），总不免要自觉不自觉地以“理”抗“势”（“奉旨填词”者而外，但奉旨填词或“鼓吹休明”的苦闷也是可以想见的）。哪怕是“碎石击火”，也“石压笋斜出”（张岱语），仍要与之抗争——“我道不笔”，但偏要“我行我道”（《张岱评传》第２０３～２０４页）。
就某种意义而言，一切历史皆为当代史。作者的笔锋指向造成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封建专制政体，饱含着对社会现实的关怀。另如论述张岱散文“对新题材的发掘”，既有“横向的拓宽”，又有“纵向的深入”，“在描写人物上将自己的目光由庙堂转向民间，由达官贵人转向寻常百姓，由‘经国之大业’转到写‘吾性吾心’，这确是散文史上的一大创举，值得大书特书的”，然后是总结性的评析：
张岱思想占中心地位的是爱国主义，这和他处在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国破家亡的悲惨经历以及他自幼所受到的正统教育都有着直接的联系。……尽管张岱的爱国主义在总体上没有能超越他所处朝代的限制，没有超越文天祥们的效忠故君的爱国模式，但他的那些揭露和谴责之中含着对人的尊重，同样包涵了晚明个性解放的新的时代特质。
与此相关联的是与他对人的尊重相一致的对生命过程、生活情趣的珍视。这里也许还谈不上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但是他对人，特别是对普通人，对妇女、或者和地位低下者人格的尊重，敢于并善于发现他们身上热爱生活的优点、智慧上的闪光点或人格上的夺目处。而这种思想，在只有等级，只有秩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伦理和政治关系，缺乏最起码的相互之间尊重、理解，缺乏起码人格上的平等观念的封建社会，是有着鲜明的反世俗的异端倾向的（《张岱评传》第３０８～３０９页）。
作者对昔人抱有深切的同情与理解态度，同样是上承陈寅恪先生的治学精神。《评传》既写出张岱从风流放荡的纨绔子弟，转变为受尽磨难、主动承担历史使命的文化遗民的人生旅程，更能生动刻画张岱的“真情至性”，展示其丰美的心灵世界。文章自大处落墨，热烈讴歌张岱及多位明末志士的爱国精神与崇高品格；复有多方面的细节描写，以见人物的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而事事皆有文献史料为依据，绝无向壁虚构之处。在高度评价传主的学术思想与创作成就之同时，也切实指出其时代局限性与种种不足。书中对帝王专制与祸国殃民、卑躬失节者多有批判，但并非一味呵斥，而是实事求是、入木三分的剖析。作为学者，胡益民是理性的，治学态度冷静客观：但他又是性情中人，兼有诗人豪放热烈的气质，之所以对张岱产生研究兴趣，除学术方向、专业修养等条件外，其情感个性与传主颇能相通，应该是重要的因素。
胡益民五十年代末生于大别山中的穷乡僻壤，九十年代末获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安徽大学教授，并在徽学中心主持国家重点项目研究工作。他早年治学为明清文学史，进而广涉四部，兼通英、德语言，有论著与译著多种。在研究方法上，继承清代的朴学传统而融合现代的科学实证，《张岱评传》中的大量考辨，即能体现其严谨的学风与扎实的功力。时下急功近利之风充斥学苑，像作者这样厚积薄发，诚属难能可贵。
（《张岱评传》，胡益民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2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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