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袁枚写一本评传是我长期的愿望。七十余年前曾有杨鸿烈先生的《袁枚评传》问世，这是关于袁枚的第一本评传，其开拓之功令人钦佩。此书的袁枚年谱颇有价值，为后人研究袁枚提供了方便；评论亦十分大胆开放，富于启迪。但它毕竟是旧时代的产物，亦有许多不足。比如以年谱代替“传”，就无法描述袁枚的生平与思想的发展轨迹，更不能进行分析评价；评论部分则嫌粗略，注重资料而阐释不够；思想观点有些偏激；体例亦欠完善，等等。因此重写一本《袁枚评传》是极有必要的。但建国五十余年来尚无第二本《袁枚评传》问世，故我颇有弥补这一缺憾的兴趣。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命我撰写《袁枚评传》（属匡亚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可谓正中下怀，我未犹豫即应命。因为这将促使我对袁枚作更全面、深入的研究，也给了我满足宿愿的机会。
把袁枚列入“中国思想家”，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主编匡亚明先生的卓识。尽管杨鸿烈先生早就过誉袁枚“是一位中国罕有的大思想家”，但其后数十年罕闻有人再称袁枚为“中国思想家”者，鲁迅说过“《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此“帮闲”是指“献诗作赋”者，故以“帮闲”文人称袁枚还是比较客气的。而在“文革”前的有关著作中，袁枚则被加了许多恶名。即使“文革”后，在许多人心目中袁枚也只是个风流才子，或者是个性灵诗人，顶多是乾嘉诗坛的盟主而已，都是在纯粹“文人”的层面上大做文章。这对袁枚显然是不公正的，或者说知之不深。匡亚明先生拨乱反正，是十分正确的。因为袁枚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具体而言，我把袁枚定位为杰出的思想学术批评家，因为袁枚主要是在批判理学、汉学、以及佛教等学术思想中显示自己的思想观点的，是所谓破中有立。其思想不仅高出世俗，而且时时惊世骇俗，对封建传统思想具有极大的破坏性，这正是其思想的价值所在。而我们有时会发现袁枚的思想不无矛盾之处，又表明他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思想家，是他在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新旧思想杂糅，或者说旧思想尚未蜕尽而新思想还不稳定、成熟的反映，这是袁枚思想及其矛盾的时代意义。
虽然是思想学术批评家，袁枚也有其思想基础为批评依据。我在其诗集中发掘了两句重要的诗，即袁枚对其思想的夫子自道：“问我归心向何处，三分周孔二分庄”（《山居绝句》）。我又替他改为“三分孔孟二分庄”（这更切合其实际），并以此为指针进行了探讨。袁枚思想基础确实是以孔、孟思想为主，庄子思想为辅。他既尊孔，以孔、孟思想作为批评理学与汉学的根据；又疑孔，大胆提出与孔、孟相对立的观点?显示出他思想反叛传统的近代色彩。而庄子的生死观、人生哲学等则影响了他的人生道路与生活方式及态度。
但评传如何写却是令我踌躇的问题。理想的模式是评与传水乳交融，合为一体。但成功的范例似不多，因其难度甚大，容易顾此失彼，我初写评传，尚不敢尝试。常见的模式是传与评分为两块，这相对来说好把握一些。但传、评的分量亦各不相同；有的传甚少，论极多，类似于某某研究；有的传甚长，论较少，又近乎某某传记。我决定采取折衷办法，传占五分之二，评占五分之三。传主思想的非主要方面结合其生平于传部分穿插评论；思想的主要方面则于评部分专门阐释。这样或许更有利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因研究袁枚多年，自以为对袁枚已很熟悉。但在动笔过程中，却发现对袁枚生平与思想中的一些问题其实尚未真正搞清，例如袁枚的辞官原因，袁枚的营财思想，袁枚与沈德潜的关系，等等，都值得再深入探讨。而像袁枚与扬州八怪的关系，袁枚的园林思想，袁枚的思想基础，袁枚的古文观等等，则是新课题，亦罕见有人论及。通过撰写此书，促使自己寻找答案，对自己是个不断提高的过程。
（《袁枚评传》王英志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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