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现在被许多高校列为文科类最高的学术期刊。凡是能在其上发表一篇文章者，各高校的奖励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人民币不等我所在的学校是二千元 。我校凡是在这个头等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的教师，没有一个不牛的。评职称时，只要在自己的学术成果上写上有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文章，评委们没有不高看的往往一路绿灯，全票通过。有了这种礼遇，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文章，对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教师来说简直就是高山仰止，日思夜想着自己猴年马月也能在这个期刊上弄上一篇文章。所以，《中国社会科学》新的一期一到，我总是急不可待地仔细拜读与自己专业有关的文章，虽然也想看其他专业的文章，只是太深，专业又不对口，只好作罢。我拜读的主要目的是要看看人家《中国社会科学》的作者们是怎样做研究的，从中汲取“营养”，以便日后自己也能在那里发上一篇。所以，我对所读文章上列的参考文章和著作都不敢漏过，目的是能够按图索骥，让那些曾经滋润过《中国社会科学》撰稿者们的论著再来滋润滋润我，使自己丰富起来。老实说，绝大多数本专业的文章，我读后都受益匪浅。
然而，看了《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所刊的第一篇文章——《产业结构变迁和世界秩序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世界秩序》我颇有点失望。让我失望的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作者的注释。因为作者鲁品越先生是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对于文章内容的好坏我这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人物不便评价但作者在该文中的第一条注释(第4页)的确让人感到是“伪注”。
鲁品越教授的这一条注释是这样写的：Sauel P．Huntington The Clashof Civilization? Diplomacy New York Summer1993（见《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4页注1)。正是这一条看似规范的注释让人看到作者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
不错，亨廷顿确实是在美国大名鼎鼎的《外交》双月刊（以前是季刊）1993年夏季号（第72卷第3期，第56～73页）上发表过轰动一时的《文明的冲突》一文。然而，中文所说《外交》是约定俗成的译法，它的英文名称是Foreign Affairs（外交事务或对外事务等）。这样，中文的此“外交”就不是英文的此“外交”(Diplomacy)，而是英文的“对外事务”(Foreign Affairs)。这个刊物非同小可，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晴雨表，美国新的外交政策的出台，一般首先在它所刊登的文章中体现出来。如当年美国遏制政策出台前，乔治·凯南就以Ｘ化名写过“苏联行为的根源”；尼克松主义正式出台前，尼克松在这刊物上写过“越南后的亚洲”等等。严格地说这一刊物不完全是纯学术性，它是表达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各种人物重要外交思想（现在也涉及经济）的喉舌。这样一本极其重要的刊物，如果是真的读过的话，应该是不会把名称写错的。
本人这里暂且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加以猜测，鲁品越教授很可能是把中文的名称翻译回去的，并没有看过原期刊。但是，将中文“翻回”英文往往是要“失真”的。记得两年前也是南京大学的一位历史教授的《西方史学史》被人说成剽窃，揭露者也举类似的例子：那位历史教授从中文“回”英文，但真正的英文书名与作者所翻译的英文名完全不同。当然，这位哲学教授没有犯题名错误，因为中文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上就有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只是期刊英文的名称写错了。这种不可能也不应该写错的地方却偏偏写错了，让人不可思议。笔误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其中的原委恐怕只有文章的作者自己知道。
现在学术论文中的伪注现象相当严重，不少学者在论著中“作注”喜欢外文，否则似乎不够档次，不能表现出其学贯中西的气象。但是，引用外文书刊的条件是自己必须亲自读过或者至少是认真核对过。我觉得在学术论文中作“伪注”也是一种学风问题。因为文科文章中的注释如同科学论文中的数据一样，是不能作假的。
最后，顺便说一句，像《中国社会科学》这样的综合性刊物如果要进行专家匿名评审，建议一定要请这一专业真正的专家进行严格匿名审读。否则，很难发现其中的真假。出现《产业结构变迁和世界秩序重建》类似的学术注释的伪注问题将不能不对《中国社会科学》这样高标准、高声誉的刊物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笔者之在此开诚布公地提出批评也是为了爱护和维护《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形象与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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