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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音韵训诂知见书目》读后

2003-02-07 00:00:00 来源:博览群书 陈 琦 我有话说

在古代中国的学术传统中,以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为主旨的/(小学”,既是问学者必须首先学习的功课,又是求知路上不可或缺的工具。很多时候,“小学”造诣的深浅,是可以用来衡量和评述一个学者学术水平的高低的。一部著作,完全没有“小学”功底的支撑而能有所成就,在古人那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如此重要的一门学科,在历经两千年的发展后,必然地会产生许多相关的著作,于是,人们会用“浩如烟海”来极言其丰富。可是,这种比喻虽说形象,但终究还是不能让我们深切而具体地了解、认识“小学”著作的整体状况,研究者是不能在这四个字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探讨的。因此,书目的著录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前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进行了不间断的努力,只是限于条件,其成果不能让今天的学者感到满意罢了。如《四库全书总目》,收录“小学”类书二百余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有近一千种,《中国丛书综录·子目》“小学”类也有一千多个条目。1995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文字学门》,收录各类小学著作1958种,3353部(含复本)。在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此书都是学者们对“小学”进行全视角观察的最重要的基础资料。
  
  现在,又一部小学书目摆在了我们面前,这就是由湖北省图书馆阳海清、褚佩瑜、兰秀英三位先生编著,2002年10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字音韵训诂知见书目》(以下简称“《知见目》”)。该书共收录各类小学著作4813种,12067部,仅从收书数量上看,已远非既往书目所能望其项背了。
  
  知见书目是很难编得让人满意的,尤其是“知”的部分,更是非一般人所能措手。首先,如何去“知”,才能不致遗漏甚多,编者是要花费巨大努力的,在这一点上,《知见目》应该是能让读者满意的。其次,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知”,以及“知”与“见”的关系,对于本书而言,一部专科目录,又如何“辨章学术,考镜渊流”?
  
  


  
  翻开这部装帧精美的书目,首先就会为“编例”的严谨所吸引,特别是有关“版本”的部分,充分显示出编者良好的版本学素养。其中有几点是值得多加关注的。
  
  “编例”第十二条:“一书有多种版本者,按年代或时期先后排次。”单看这一条,会觉得很平常,因为现在一些书目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关键是不同于一般书目的第十三条:“影印、影抄、影刻之本,若可查知所据底本者,均置于其底本之后……一书凡属同一编者或同一渊源之丛书的不同版本,以及一书出自同一出版者的不同版本,原则上以源相聚依时顺排。”
  
  于是,在这部书目中,我们会发现一些书的明、清甚至更晚出的本子置于宋、元本之前的情况,完全不同于常见的按宋、元、明、清机械排列。与习见书目区别更大,让读者更为意外的,可能是“一书出自同一出版者的不同版本,以源相聚依时顺排”。少有书目会注意,并积极去处理这个问题。可以想见,《知见目》的编者有很强的古籍编目经验。因为,只有长期从事古籍编目的人,才会认识到,同一出版者,尤其是晚清民国如扫叶山房、同文书局之类书坊所出一书的不同版本,多数情况下是同一版的不同时间印本,后印者较先印者在内容上或许会有些增、改、修订,在版本形式上或许会有些变化,如由“影印”改为“剪贴缩印”,但在“版本”上,仍然属于—种同源。《知见目》将同一出版者所出一书的不同版本集中处理,从功用上考虑,方便了研究者进一步厘清某书的版本渊流,从目录学的角度观察,则是有典范意义的创举。
  
  另外,“编例”第七条有一个括注,既充分体现了编者治学态度的严谨,又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本书作为“知见书目”的特点:“明代及其以前刻本,凡一书之版本著录为某朝刻本者均非同版,清代及其以后者则或非同版。”“明代及其以前刻本”,应属善本,今多著录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众所周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中体现了当代版本学的最新成果,其鉴定一般而言是可靠的。该目中题“某朝刻本”的书,编委会都曾调集原本,或原本照片进行过比对,因此,“一书之版本著录为某朝刻本者均非同版”。《知见目》所著录的“善本”,不少取资与参考《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故而会有如上说明。“清代及其以后者”,或属亲见,或屑传录,数量极为庞大,一一比对,势元可能,故予申明“或非同版”。
  
  

  
  《知见目》并不是简单地将数千种书罗列在一起。虽然本书不附提要,也非一般所言的“研究”型著作,但编者的学术见解随处可见。
  
  首先,《知见目》通过对附注项的合理使用,精炼地表达了编者对于所引用资料的看法。
  
  从书后的“参采书目文献举要”可以看到,编者参考了大量历代书目(题跋)。我们如果将这些书目分为“新”(当代)的、“旧”(古代与近代)的两部分,结合正文附注项,就会发现,编者对这两部分书目是严格区分开,分别予以使用的:(一)在有“新”书目/资料可供选择时,首先甄选使用;(二)必须引用“旧”书目/资料时,如《千顷堂书目》、《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贩书偶记》等,注明出处。
  
  编者的意图很明显,版本学是不断发展的,基本代表今人的研究成果的“新”书目/资料,是可以给予一定信任的;更重要的可能是,“新”书目/资料的运用还隐含了这样一个重要信息:这些书目著录的资料当前是存在的,读者是可以寻根溯源找来利用的——毕竟不可能标明所收各书、各本的完全的现存处所。而“旧”书目/资料,正如“编例”所言,“存佚罔知”,版本著录也不一定正确,只能偶一采用,“注明所出,以供参考”。
  
  其次,除影刻、影抄、修补等予以揭示外,在著录版本时,《知见、目》不采用诸如“重刻”、“翻刻”之类的术语。
  
  版本学上对“重刻”、“翻刻”是有其严格定义的,即使是像李致忠先生这样的版本学大家,在其《古书版本学概论》中,也一再强调“重刻与翻刻(覆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运用重蓟本的概念”,“著录古书版本时,对‘翻刻’概念的运用,要严格掌握。在没有原底本对照审核的情况下,不能轻易著录为翻刻本”。可是,在现在的某些著作、书目中,随意使用“重刻”、“翻刻”概念的情况比比皆是,这显然是有违版本学最基本的严谨精神的。作为知见书目,《知见目》一般只使用“刻”的概念,无疑是最为恰当的。
  
  当然,因为前辈学者经常使用这两个名词,我们在引用前人说法时,是不能按现在的理解妄加更改的。于是,在《知见目》中,也会出现如“明翻宋书棚本”之类的语句。但是,《知见目》中这类语句只出现在相应条目的附注项中,表示是引用旧说,版本项里是没有的。编者的谨慎可见一斑。
  
  第三,通过对版本排列顺序的刻意安排,表明编者对某书版本源流演变的看法。
  
  最显著的例子是《广韵》。通常认为,《广韵》有繁、简两个版本系统,繁本题陈彭年等撰,有宋本传世,简本不题撰者,有元本传世。在这两种本子孰先孰后的问题上,学者们的意见不是很统一,有人认为先有简本,繁本是简本的增订本,也有人说是先有繁本,简本是繁本的删略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取前说,罗列条目时,简本在前。《知见目》根据语言学家的意见,视简本为繁本的删略本,先列繁本,再排简本,应该更为合适些。
  
  以上是个人在阅读《文字音韵训诂知见书目》后的一点心得。笔者不通“小学”,更多的是从目录版本学的角度关注《知见目》的成就,挂一漏万,相信“小学”研究者是可以从中获得更多有益的信息的。
  
  (《文字音韵训诂知见书目》,阳海清等编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1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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