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天下大乱，“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逐鹿者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中国民族国家的再造、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才有可能得天下并长治久安。其间满汉贵族、士绅、新兴工商业者依次努力，依次失败。到了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时候，动员的范围和力度都大大扩展，连破产农民和失业工人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开始了他们的解决中国问题的尝试。这只是一个粗疏的“宏大叙事”，历史的精微和复杂被大大地遮蔽了。幸而有许多当时人物的回忆录为我们这个健忘的民族保存了一些民族记忆的残篇，使我们这些后人可以窥见些许奥妙，黄绍竑的《五十回忆》就是其中之一。
黄绍竑是桂系名将，是统一广西的主要决策人物之一，广西的统一为国民党政权在两广的稳固以及北伐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黄氏出身于广西一个开明士绅家庭，受过在当时中国来说算是比较正规的军事教育，然后参加了广西对辛亥革命的响应，以后又卷入了广西的军阀征战。在军阀的部队里，他和白崇禧等一些出身军校的军官遭受到普遍的敌视或者说是蔑视，为了对抗和生存，他们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意识和“团队”、小圈子。他们和旧军阀的差别其实说到底就是两条：传统的、私人性的军队与新型现代职业军人的差别；新兴的进取的军人和腐朽的顽固自私的土匪式军人的差别。比如在对士兵的训练和教育中对于军规、军纪的重视，对于军人尊严的培养，对于军队与社会的关系（如剿匪）等等的看法。
1925年前后，他和李宗仁、白崇禧等几个人结成了同盟，并且有了自己的一块小根据地，开始了统一广西的战争。当时他们还都是三十岁左右的汲汲无名的年轻尉官，根本不被陆荣廷、沈鸿英等老牌军阀放在眼里。但是经过一两年的战争，他们消灭了广西的各个势力，完成了广西的统一。黄绍竑在总结他们成功的经验时，认为从旧的一面说：“陆（容廷）唐（继尧）两氏，欲以其正在崩溃腐烂中的旧基础，与曾经失败了的旧方法，妄冀东山再起，纵然给他一度的重张旗鼓，结果只等于回光反照，仍逃避不了败亡的劫运。”而从新的一面说，“在这个团体里的人，都希望做好，不要钱，不怕死，有血性，富进取”。在政治军事方面则主要是努力剿匪、使百姓安居、财政公开、与将士苦乐平均。在团队内部则是“养成个人自尊的人格，各尽各人应尽的责任。”在带兵的方法上，则重视武器和补给的稳定持续供应，重视对于士兵，尤其是下级军官的训练培养。这其中有些是明显的有现代倾向的，有些或者说更重要的则是对于腐朽的衰败的社会的自觉抵制，这种气象、这种作风在历代王朝末期的新兴的政治力量中都有表现。也就是说，在一个贪污腐败横行的社会，一个道德沦丧、腐朽无望的社会，一个旧秩序即将或者已经崩溃衰朽的社会里，这种作为新人的富有朝气的自尊，是具有极大号召力和凝聚力的精神力量，其动员力和建设性以及重要性也许并不弱于新的制度的建立、新的思想的流布。或者可以说这是一个基础和前提。
在广西统一以后，桂系军人李、黄、白突然发现他们需要管理一个省，而他们一干人既没有政治素养，也缺乏行政经验。无奈之下，黄氏走马上任，开府视事。这期间可以说桂系在广西的政绩是乏善可陈的，大约只是一些应对性的措施，其中除了军事行动频繁的原因以外，黄氏没有专业的知识和足够的经验也是重要原因。在旧的中国传统的治术失灵以后，如何建立和管理现代国家，对于中国人一直是一个难题。到了三十年代的南京政府时期，何廉在参加国民党政府迁都前后的工作以后大为感慨。因为整个国家都在围绕着委员长一个人转，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政府，他听信了谁的话，谁就能拿到人财物，而他听谁的话，这要取决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包括他前一天的睡眠情况。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整个制度和程序的缺乏，甚至连行政院里的公文流转程
序也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遵守，许多重要的事情如何处理，完全视办事人员的情绪和当时工作状态而决定。１９３２年到内政部主持工作的黄绍竑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部务不明，该做什么完全是部长自己的事情，能否做成功，则取决于部长的人际关系。而人员待遇，同为国家公务人员，也会因工作单位的不同而有别，比如财政部等肥差与内政部就相去甚远。一切因人而异、视交情亲疏而定，没有规则的严肃性、神圣性，完全是传统社会的特征。所以到了迁都的时候，国民政府就乱成了一锅粥，其效率和统治能力比有为的传统王朝还差，诸葛亮还能够做到徐徐撤退，旌旗不乱呢！纪律化、制度化、程序化的过程，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面对和经历的，而在我们这里却遭遇到了极大的抵抗，其间缘故细节非本文所能阐述，只好略去不说。
在谈到北伐以后国共分裂的时候，黄绍竑记述（或者是虚拟）了他和一个共产党人的对话，这个共产党员劝黄绍竑反蒋实行土改，黄说土改的政策会遭到地主和自耕农的反对，而当时的军队里士兵既有出身佃农的，也有出身自耕农的，军官则“十分之九是家里有几亩地的小地主子弟”，在当了军官以后“也想置几亩田”。你要土改，“去毁灭他们既有的生活基础与生活希望”，他们岂能容你？就当时的政治现实来说，黄的分析显然更符合实际，所以清党取得了绝大部分军人的支持，共产党的势力遭到了打击。但是最终共产党还是打败了国民党取得了政权，当然这是由于很多历史原因造成的，但是有一点我认为是重要的：那就是土改的必要（现在也还有一些学者反对这个主张，他们认为中国土地分配没有十分严重的不均），农村和农民的问题、他们的利益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国民党虽然认识到了这一问题（至少是其中的左派），但是他们不愿意或者说不敢解决此问题。
但是，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或者说这样解读只是就事论事。在一个后发外生的现代化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向现代化转型的改良的道路失败以后，始终存在着两种强烈的诱惑：一种是没有平等基础的自由，其典型是拉美和印度，他们的社会特征，用刘力群先生形象的说法就是：一方面在城市里，在议会里大地主和大资本家自由的权钱交易；另一方面就是在安第斯山里，格瓦拉们自由的展开游击战争和恐怖活动。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秦晖先生说的，俄罗斯在斯托雷平改革以后的情况：自由派因为对市场的认同和对民众反市场倾向的敌视，走向了权贵寡头的立场；而社会民主党人则走向了反改革的民粹主义立场。其结果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始终停留在前现代的泥沼里，整个国家还是如同一个绞肉机，还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在这个意义上说，究竟哪一方在那个时段里占了上风，对于整个民族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苦难始终笼罩在民众的头上，因为强者（无论是谁）依然肆无忌惮，弱者（也无论是谁）依然孤苦无告，虽然也许强者弱者会不断地变换角色和位置。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这个民族所要经受的历史考验依然十分严峻。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于中国来说，其重要性恐怕要超过近代以来我们在对外战争中的其他几次失败。原因并不仅仅是我们在主权和利益上的损失要远远大于此前的几次战败，而且甲午战争对于中国的现代转型和国内政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甲午的失败是以后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乃至此后风起云涌的革命的前因，也可以说甲午结束了清王朝改革成功的可能性，中国不可能再出现明治维新式的改革可能性，洋务派也被打出了政治中心而开始边缘化，只有等待新的政治力量来铲除它的命运了，洋务路线也被终止，不再是一种可以被考虑的政治方向，革命也就开始慢慢浮出海面了。那么这一战我们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各派史家聚讼纷纭，各执一词。记得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历史教课书里讲的道理很全面，但是它重点强调的是：满清统治者的腐朽卖国，尤其是慈禧太后为了给自己祝寿，一味避战，寄希望于列强调停，妄图以夷制夷，战争不利时则急于停战，最后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不太准确而且没有抓住问题的重点。现在的历史研究证明当初清廷的主流政治意见是主战的，就是慈禧在最初的时候也是主张开战的，她以为可一战而胜，轻取倭寇，为自己的生日准备一份上好的礼物。光绪和帝党、清流就更不用说了。如果说畏敌避战，应该是说李鸿章，而他的想法并不是根据慈禧太后的脸色来决定的。他一方面是看到了日本的迅速进步，觉得我们没有打赢的把握；另一方面是不愿意以淮系或者说自己的一己之力与日本举国之力抗衡，因为他深知这是自己的政治本钱，如果拼光了，他在朝廷里还有立足之地吗？
再者来说，揆诸当时的历史形势，这种说法似乎找错了对象。因为满清统治者不能振刷朝纲，革故鼎新，这已经被太平天国运动和两次鸦片战争证明了。太平天国的失败说明这个王朝已经到了衰朽残年，进入了它的腐败期，已经不可能积极有为，甚至无法阻止政治腐败、贪污横行的传统挑战，到了需要新的政治势力代替它的时候了，这是传统中国的政治规律，是没有调整的可能性的，也就是说即使旧有的统治模式，它的运转也完全失灵了。而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我们可以看出它也没有能力应付列强的挑战，就更不用说奋发图强，积极改革，向西方学习了。它早就失败了，对内对外都已经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当时的人已经不寄希望于它的改革了，那么它在甲午中的表现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它已经不是历史的主角。所以真正应该指责的是洋务派的代表也就是李鸿章，因为当时是他们代表着中国人应对现代化挑战的主流方案，那么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近读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他比较强调的解释是：“我们甲午战败（1895），非由于器械之不精也，资源之不广也，或人才之不足也。我们之败，是败在颟顸落伍、贪污无能的政治制度。”唐先生还引用了当时日本海军总司令伊东祐亨写给北洋水师海军提督丁汝昌的劝降书，书中写道：“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以不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这一说法有相当的见识，但是读者却可以对他们所说的“政治制度”、“新政”有不同的理解，在我看来，他们所说的制度不完全是民主制度的建立，甚至可以说主要还不是，而是现代国家制度的建设，即法制的、制度化的国家组织模式，（关于国家的制度建设，读者可以参看《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二期上郑永年先生的文章。）这种制度的变化表现在各个方面，比如我们的财政体制、比如我们的用人选拔机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近代的海关一直控制在英国人的手里，这事让我们非常痛恨，但是有一个事实大家不得不承认，那就是洋人控制的海关比我们自己原来的海关管理有效，收入大大增加，效率大大提高，其他诸如盐政、铁路等等都是这样的情况，其实这种改革就像中国古代郡县制取代封建制一样，是全面的、一整套的国家制度的变革。没有这种改革，我们的战争中就会出现指挥不灵、后勤供应跟不上、军队调动不灵、相互不配合等等弊病，甚至没有统一的能够调动全国军队力量的指挥机构，实际上也就是没有能力打一场海陆综合的近代战争。
甲午战败是洋务运动的失败，而洋务的毛病出在哪里，以前的史家多指责洋务派的官僚习气，打击压制民营企业的发展，其实这种说法也不完全对。因为作为后发展的国家，其现代化必然是赶超型的（更何况我们还时时处于帝国列强的虎视眈眈之下），因而也就必须是国家主导和推动的。其实当时日本也是如此这般搞它们的明治维新的。因此，洋务运动的路线并没有太大的失误，问题只是在于它不能完成我们上面所说的国家的制度建设。其间的原因就在于洋务并不是当时清政府的国家政策，洋务派只是慈禧太后手里一个政治势力，它和其他的政治势力（尤其是满清权贵）一样，慈禧太后需要它来办事，同时也需要它来平衡其他的政治势力，但是绝对不能让它坐大。因而洋务运动也就无法摆脱当时贪污横行、任人唯亲、推诿扯皮的官僚习气。它甚至不能有效的进行
战争动员，大敌当前，而我们内部帝党后党、满军汉军、湘系淮系、南洋北洋、淮籍闽籍等等问题还扯不清楚，还是完全的封建状态啊。
当时中日两国的差异只是此“国家”非彼“国家”。我们的清王朝是已入衰朽残年的老人，百病缠身，太平天国已经敲响了它的丧钟，它不灭亡，王朝的周期更替就无法完成，中国的政治衰败期也就无法终止，任何有力量有抱负的政治力量都无法施展自己的理想，他们只能在这个政治环境里污染自己的身体，扭曲自己的努力；改革的成果也就只能用来维护清王朝的苟延残喘，而不可能自然地完成现代转型。洋务运动就是这样的。它的失败可以说在当年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荡平太平天国以后，没有勇气一举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因为如果他们率当时尚处于上升期、充满锐气的湘淮子弟取满清而代之，也许会开创一个新的政治局面，也许会开始有现代化倾向的改革。所以我们指责满清统治者苟且卖国、对外绥靖投降的同时，更应检讨洋务派在政
治上的怯懦、自私和没有远见。
不过，具体到甲午战争来说，其中还是有很多偶然的机会的，因为当时双方的比较还是各有短长的，日本也还没有真正开始明治维新改革，只不过他们是奋发向上、积极图强的一个新锐帝国罢了，而且双方在战场上的表现也没有看出巨大的差异来，比如最重要的黄海海战，其实双方也只是打了一个平手，顶多可以说我们略处下风。如果我们假设甲午一战我们凭侥幸而胜，我们是否也可以设想洋务派和李鸿章在清朝的政治中会脱颖而出，会对当时的政治发展有更大的发言权，会把洋务路线继续下去？
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历史却是可以重演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