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一些书籍广告里看到了宋镇豪先生所作的《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９月版，１９９６年１月再版），就意识到这是一本不可不读的书，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觅得这本心仪已久的大作。拜读之下获益非浅。同时也得知作者并非我原来以为的那样是干考古的，而是一位研究古文字的学者。以前我认为搞古文字的无非就是考证考证某个字的写法，顶多就是根据文字材料考证出某一史实的具体过程，断然不会闯入人们的社会生活领域——这一原本属于考古学者的领地，而这本书却勾勒出夏商时期社会生活的大致图景。在惊奇的同时，我也特别想了解他是如何复原历史面貌的。
研究三代历史是“三驾马车”——文献、古文字材料和考古材料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本书里明显就看到了三者结合的例子。例如作者在描述夏商时期的服饰时，先论述了服饰品类的分野，第一步就引用《尧典》中的“舜修五礼，五玉三帛”，《盐铁论》中“及虞夏之后，盖表布内丝，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锦尚褧”以及《史记》、《逸周书》等文献中的记载。但这些材料仅能反映存在“籍服饰品类以序等级尊卑”的现象，而无法具体说明是如何的划分的。于是就只有利用直接接触实物的考古材料来说明。作者引用了陶寺、二里头、殷墟、藁城台西、苏埠屯、新干大洋州、高家堡、前掌大等遗址发现的不同规格和等级的墓葬中墓主服饰的差别来具体阐述“籍服饰品类以序等级尊卑”的现象。作者论述当时衣料的质地时，也是先引用文献中的记载，贵族“衣文绣”，而平民则是“无衣无褐”。然后就是引用各地夏商时期的考古发现来具体阐述。在论及服饰的形制款式时，则采用了一般人不加注意的考古材料——商代的人像雕塑来说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整体的印象。而当描述发型、冠式、履制等的具体样式时，则是文献、考古材料、古文字材料交替使用。由于在古文字资料中，相关于服饰的记录很少，作者在这部分相应地所采用的文献就少，而当记述当时的医疗保健时，则引用了大量甲骨文中关于疾病的资料。在记述当时的交通状况时，除了引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道路外，还引述了彭帮炯先生根据商代遗址分布（即考古材料）和甲骨文提供的线索，由殷商王邑向外的六条主要交通道路的论述，已说明当时发达的路上交通。在论及交通工具时，第一种交通形式为徒步，作者采用了大量的甲骨文中的形象材料来描绘。当论及行舟时，则列举了考古发掘发现的舟船和文献中的记载来表明当时行舟的存在，并利用古文字中的记载，来说明用舟制度。当论述到路行乘舟时，在引用文献的基础上，列举了在殷墟和其他地区通过考古发掘发现的车等等，不一而足。作者将三者结合起来利用并不是只是将三者１＋１＋１＝３式简单地叠加到一起，三者的汤汤水水并不是界限分明，而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例如作者在论述商人服象时，引用了“舜葬于苍梧下，象为之耕”（《论衡·书虚》）和“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吕氏春秋·古乐》），以及徐中舒先生有关象在殷商时代已成为日常服用动物的考证，从文献角度阐释了服象的存在。又引用卜辞中的记载，来反映驯化象的存在。最后利用在殷墟发现的象坑以及妇好墓中出土的圆雕玉象进一步证明服象的客观存在。又譬如对于夏商人的饮食用品，理所当然地直接利用考古发现的各种器具来说明，但这些具体器物的命名离不开文献所提供的线索，而进入各种器具的具体用法时，则采用古文字所提供的形象材料说明。
这本书给我的更大的感触还在于作者不仅仅就在“三驾马车”里转圈圈，而在充分掌握了三者的前提下，还运用了其他学科的资料和方法来诠释历史。作者运用了许多人类学的素材来对比当时的情况。例如在论述当时的婚姻形态时，就引用了许多人类学中婚姻形态的研究成果，反映父权制替代母系社会的社会过程。并且还利用古气候学的研究成果，来说明当时的气候与环境，从而进一步说明在具体的环境下的具体的社会生活。不仅仅利用现成的资料进行简单地对比，作者还利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来阐释。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作者对于夏商人口的分析。他首先确立人口估测标准——“以城称人”。根据“量土地肥硗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尉缭子·兵谈》），“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居民地邑，必相参得也。”（《礼记·王制》）和“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管子·八观》）等文献入手，通过聚落、房基、灶和墓地等考古遗存的分析，认为区域的大小与人口结构存在着关系。接着就是求得人口密度指数。根据《战国策·赵策》中“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按照古代一尺合０．２３米计算，城垣三百丈的边长折合今六百九十米，则城邑面积有四十七万六千一百平方米，城邑人口三千家，其密度指数大体保持在每户占地一百六十平方米左右。作者借助于考古资料中姜寨等遗址居住区面积与房屋的平均密度指数正为每座一百六十余平方米。验证了自己的推测与计算。下一步则是求出当时城邑平均人口。根据业已推算出的人口密度指数，乘以城的面积，可以得到每座城的人口。作者根据考古发掘的夏商之际二十七座城邑面积，算出每城人口平均数值为一千五百左右。这一数值恰恰与《帝王世纪》所记夏商之际族落方国平均人口一千三百余人的数值比较接近，文献有夏初“千八百国”之语，从而推算出夏初人口大约在２４０～２７０万之间；商初三千余国，人口总数应在４００～４５０万间。晚商时期的人数推定是将商王朝分成方国、商王朝地方族落和商王都三大部分分别计算。作者根据三星堆、盘龙城等商代城邑的面积计算，商代方国邑平均人数二点一万?又据甲骨文中有５１个方国，４０个方伯，从而得出商代方国人口１９０万左右。又根据甲骨文中所透露的殷王朝向各地的登人数推测，晚商地方组织的平均人口数为８２００左右，正与甲骨文“以人八千，在驭”的记载相吻合，由此求出晚商地方族落或基层地缘数为５７５万”。又“以城称人”的同样方法算出商王都人数为１４万６千人。三者相加，晚商人口共约７８０万。这种估算人口数的方法姑且不管它的论证过程是否十分严密，结果是否与事实切合，但终究提供了一种了解过去人口数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在研究时除了利用文献、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以外，还采用了一般性研究中不会想到的人口学测算公式，在论证时综合各种方法，交叉印证，环环相扣，在一系列严密的推理下，最终得出夏商人口数值。他的一番论证为我们认识夏商又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这一点也恰恰是这本书最值得称道之处。
作者在绪论中“为了对夏商社会生活史的外在表象和内在规律总体了解”，给我们提供了以下提示：１、自然生态环境对夏商人文背景的制约；２、家族本位对社会构成的作用；３、族氏内向外展意识对社会行为观念的支配；４、政治体制对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持；５、等级礼制对人际关系的整合；６、经济形态对社会物质生活两分的催化；７、地域文化流动对社会俗尚的规范；８、宗教信仰对社会存在系统的凝聚。可以说这８点就是贯穿于整本书的暗线。但综观全书，我感觉还有一条更主要的线索隐藏其间，就是对在器物后面的人的重视。这本书实际上就是以夏商时期的人的行为为描述对象。作者将夏商时期的人放到了自然生态环境中去叙述，放到所在的社会单位中去叙述，放到当时的等级阶层中去叙述，放到他们日常的经济生活中去叙述，放到自己所在独特的地域和文化中去叙述，放到他们所思所想的氛围中去叙述。因此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只觉得有一个个活生生的夏商人向你走过来。
历史是人的历史。在任何历史叙述的后面都是人的活动的支撑。考古是直接面对人的遗物进行研究的。记得有人曾经批评过考古是“见物不见人”。长期的一切是瓶瓶罐罐，也就以为瓶瓶罐罐就是一切。进行考古研究的终极目的就是复原历史，而地下发掘的考古材料往往是支离破碎，不仅仅在圈外人里的不知所云，就是对于刚接触到这些材料，没有进行细致研究的业内人士来说也无法一目了然。等到编入报告里面，考古材料又在“发掘情况”、“地理环境”、“遗迹”、“遗物”、“结语”、“附录”统领下“分崩离析”，而诸件遗物也分属于“铜器”、“陶器”、“玉器”、“骨器”，并在“类型式”下各各“名花有主”，只有在结语里看出有一些与历史接上关系，算是没有忘本。当然每门学科都有着自己的规律和学术规范，必须按照本学科的自身特点进行研究。但忘了是谁说过的，“地下有本百科全书”，百科全书不应该仅是本小册子。而宋镇豪先生的大作恰恰使这部“大书”露出了冰山一角。这正是我们考古者所应该做，要做而未能做到的，也正是我们应该努力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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