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３年３月８日至３月１９日，美国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携其著名的“历史终结论”，完成了对华十天的学术交流活动。这让人想起，一年半之前，另一位同样由西方而来并且同样享有世界声誉的哲学家德里达的中国之行。两位学界巨人，几乎沿着同样的轨迹，巡游于中国京沪宁三地学界，带来的却是关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解构学与中心论。
基于迥异的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审视姿态，两位学者十年前就围绕“历史终结论”进行过激烈的辩论，而“福音”和“符咒”便是二者各自给出的基本判断。这场昔日的思想对话如今已见诸于两人各自的著作《历史之终结和最后一人》和《马克思的幽灵》中，十余年来在西方理论界持续发生影响，作为当代学术史上一场罕见的闪烁着真知灼见的论战更是令人难忘。
缘起与背景
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最早缘自其１９８８年应芝加哥大学民主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的邀请所作的题为“历史的终点”的讲座。１９８９年，他在讲座的基础上撰成论文《历史的终结？》，发表于美国新保守主义期刊《国家利益》上，宣告“历史终结论”作为一完整的理论体系正式出笼。
最初，这篇宏大叙事有余而缜密推理不足的论文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国家利益》杂志甚至强调文章只代表福山个人论点而与杂志社无涉。转机出现在不久之后戏剧性上演的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一系列事件中，“历史终结论”一夜之间获得了现实“验证”，从而成为当时正处于迷茫状态的东西方世界寻求合理解释的福音。
１９９２年，福山在此论文的基础上，将其观点进一步发挥，撰写并出版《历史之终结和最后一人》一书。在书中，他向全世界宣读着这份来自西方的福音：八十年代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要的政治事件，并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更是历史自身的终结。在他看来，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已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它即将成为全人类的制度。而这份福音却被德里达斥为“反马克思的符咒”?注：凡文中所用德里达原话均引自《马克思的幽灵》，德里达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１９９３年４月，德里达应加利福尼亚大学邀请，在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化语境中的位置和命运问题的研讨会上，发表题为“马克思的幽灵”的发言。德里达言辞激烈地驳斥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并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止一种，而是有多种，它们和作为其建制形式的社会主义一样，都是由特殊的传统历史所规定或确定的。因此，某一特定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形式的崩溃或“瓦解”并不必然地意指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本身的终结。之后，他又根据此次发言扩充而成《马克思幽灵》一书，依然保留了大部分篇幅用于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批驳。
前提之辩：
当下资本主义镜像的美好与衰败
福山在强调西方自由民主思想胜利的同时，也承认“目前的胜利并不代表以后再也没有事情发生，目前的自由主义还只是在思想或意识领域内取得胜利，离在现实的物质世界的胜利还很远”（注：凡文中所用福山原话除特别注明外均引自《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福山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１９９３年版）。显然他对于全面胜利之途的艰辛有清醒的认识，但对于资本主义当下镜像的美好及在物质层面业已胜利的定性却是毫不置疑的，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定性成为其“历史终结论”中西方思想普适化的立论基石。
德里达并没有拘泥于福山理论中细枝末节的推敲，而是甫一开场，便直击“历史终结论”的这一理论基石，用他的话说，福山所认为业已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自由世界，其实“满目皆是黑暗，威胁与被威胁”，并由此断言，所谓的“福音”其实是立身于可疑的充满悖论的根据之上的。为此，德里达列举了诸如经济战争、文化和宗教冲突、种族主义等众多资本主义病态的社会现象，并声称资本主义的衰败“正在扩展并且自行生长”。一向以“非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德里达，在《马克思幽灵》一书中，表现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充分尊重，并精到地将其归结为一种“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必不可少的批判精神”。而德里达对资本主义罪恶的彻底批判，更能清晰地体现出，这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尊重已不仅仅停留在话语层面，而且已部分内化为其解构的立场。
福山于３月１３日在南京大学举行的首次公开演讲中，并不讳言其理论在现时国际环境中所遭遇的种种挑战，譬如某些实行自由民主制的国家因为孱弱的公共行政等历史原因，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这应该视为其近年来对于德里达所述的资本主义弱点的关注，并有意识地对自己理论进行的部分修正，但福山的立场并没有就此妥协，而是继续执着地将这些挑战归于偶然性和个别性，因此不会影响其理论更大范围内的普适性。
但德里达当年的批驳，即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罪恶的认定，并没有一丝余地，他早已将这种福山眼里的偶然性归纳进了资本主义世界本质属性的范畴，“这种失败与断裂，也先天地由于其定义而成为所有民主，包括最为古老和最为稳定的所谓西方民主的特征。”
对于资本主义当下镜像定性的决然分野，使得这场是福音还是符咒的争论一开始便显得针锋相对，这是基于不同立场理性运用后的必然结果。
模式之辩：
理想福音与现实福音的悬置
如今，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已被简化成一句时髦的流行语，接受面的拓宽也意味着遭遇挑战几率的增加，事实上福山的理论也一直在实践中不断被证实或证伪。尤其是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常常使得“历史终结论”的命题显得扑朔迷离。９·１１事件之后，西方世界曾经就有媒体以“福山的终结”为标题，直斥“历史终结论”的虚妄。当年宏观叙事的理论不得不具体到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细节中去考察。
福山的此次中国之行，体现了他的“历史终结论”这一昔日命题在后９·１１时代新形势下新的回应。他在题为“９·１１之后，世界是否真的终结？”的演讲中，试图说明，“历史终结论”坚持了十余年，虽然遭遇严重的挑战，但并未导致理论的死亡，相反，利于此理论的事实却层出不穷，譬如东亚地区在自由民主引领下取得的经济奇迹，和伊朗新一代青年中对于自由民主的向往等等。
对于十余年来种种挑战的成功化解，表面上看是进一步论证了其“历史终结论”的合理性，但正如德里达当年就指出的那样，福山并不能正面说明，民主自由制何以较之其他制度而必然成为惟一的选择？福山至今给出的解释仍旧大多止于现实层面的解读：对西方世界现时自由民主制的肯定，对西方以外世界趋向自由民主制的欣喜，以及对反自由民主制国家在经济政治上的困境和失败的论述。问题是，所有这些经验事实的累积是否会必然指向具有排他性质的自由民主制，会不会出现意外情况？
在德里达《马克思幽灵》一书中，福山的这种无法解释，其实正反映了其“历史终结论”中，现实福音与理想福音悬置的问题，即福山总是根据对于自己和自己的观点有利，而一会儿把自由民主定义为实际的现实，一会儿把自由民主定义为一种单纯的理想，始终无法正面寻找出从现实指向理想的必然之途。德里达进一步揭示出，一旦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恶，使得现实层面的福音无法解释时，理想的福音便会出世以圆其说，而始终未见福山对这两种福音之间的衔接进行某种可行性的阐述。
在首站南京大学的演讲中，福山被不止一次问及，如何看待目前西方世界因为伊拉克问题而产生的巨大分歧以及拉美地区以阿根廷为代表的国家在实行自由民主制后昙花一现的繁荣。但遗憾的是，福山除了继续强调这些暂时的挑战“决不会改变人类中的大部分走向自由民主制的理想方向”外，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在被问及像新加坡这样集权甚于自由民主的国家为什么照样可以将经济建设得有声有色的问题时，福山给出的回答是，集权制国家短期内可能在经济建设方面处于优势，但它无法解决继承的问题，即无法保证继任政府在经济建设上一如既往地行之有效。这种对未来可能性的揣测，却被他作为论证自由民主制终将普适化的必然证据。在德里达眼里，福山似乎又一次“在耍诡计，玩花招”。
本质之辩：
历史的终结与历史观的终结
在福山之前，有两位哲学家曾设定过“历史的终点”，这就是马克思和黑格尔。他们都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延续，而是在于人类完成一个社会形态，一旦这个社会形态满足了最深又最基本的憧憬时，就会终结，换言之，他们都默认了一个历史终结的存在。不同的是，黑格尔以为的终点是自由国家，而马克思则认为是共产主义社会。
福山并不讳言，自己的历史终结论汲取了黑格尔历史观的营养。福山强调，历史对他来说，不是指过去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而是能把重要事件从不重要事件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抽象”，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到历史以外去寻找一种永恒的跨历史的标准。显然，福山和黑格尔一样把历史看成了某种“精神”和“意识”展现和实现自我的过程。精神一旦得到完全的展现，历史必将终结，这与其《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人》一书中对于人类生存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认可与荣誉的论断完全一致。在福山看来，一旦自由民主完善到使得这种精神满足感得以真正实现，则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制度和准则就无法进步了，也意味着终结。
德里达洞悉此点，一语中的地揭露出了福山的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观本质，而所谓的历史终结其实只是历史观的终结。福山所说的超历史的标准，即用以衡量政治制度好坏的标尺，实际上就是人的精神满足感，而问题是人的精神满足感是无法量化和定性的，福山以为的一种永恒的标准其最终还是落脚在了并不永恒的基石上。德里达并没有太多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去批驳福山，而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既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切于时势而兴，那就干脆指出其在现实世界中的无效性。德里达指出，福山以超历史标准为基础的自由民主理念实际上只是一种无限的承诺，“永远不会存在的事物以完全在场的形式来临”，它留给人们的只会是遥遥无期的等待。“从根本上说就是不可规定的救世希望，就是事件、个体以及不可预测的他者来临的末世学关系。”
历史也许会走向终结，但也可能那时“某一关于历史的被规定了的概念终结了，但真正历史的历史性开始了；人的某一被规定了的人的概念终结了，但另一种人的，作为他人的纯粹的人性最终获得了。”在《马克思幽灵》一书中，德里达也阐述了他所谓的历史终结观。只是面对德里达咄咄逼人的批判言辞，也许会有人质疑，为什么允许你德里达式地解构“西方中心论”，却不允许福山式地解构共产主义？
（《马克思的幽灵》，德里达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福山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１９９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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